陈炎，1957年11月22日生于北京，中共党员，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1978年9月进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学习，1987年7月获文学硕士学位，2001年12月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副校长、著名美学学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6年5月2日凌晨，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58岁
原标题：山大教授陈炎：癌症晚期发绝命短信，哲思让人敬仰
陈炎，1957年11月22日生于北京，中共党员，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1978年9月进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学习，1987年7月获文学硕士学位，2001年12月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副校长、著名美学学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6年5月2日凌晨，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58岁
陈炎在癌症的致命摧残下,怀着苛刻的自责自审,对癌症做了哲学的思考,进而对个人和社会、宇宙的关系,对正常欲求和邪恶贪欲的转换,做了哲学思考,他在生命终点对得失、利害、是非、生死诸问题都达到了彻悟,并把这种彻悟落实于身心交融的践行,使他生命的终点成了人格的巅峰。多少名流至死仍在自欺欺人、掩耳盗铃地为自己涂脂抹粉,对比之下更不能不对陈炎表示敬佩。
文/吕家乡
陈炎(1957-2016)比我小二十四岁,英年早逝,我自然难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回想二十多年来和他的交往,尤其读了他的绝笔“短信”之后,我又不能不沉入关于生死、关于个人和社会、宇宙关系的哲思。
1989年3月,山东大学主办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研讨会,我和陈炎在会上初识。那时他刚过而立之年,是山大中文系的讲师,意气风发,思想活跃；我已五十六岁,在山东师大中文系任副教授,正在竭力冲破僵化的思维模式。尽管我俩年龄和性格都相距甚远,但由于都是山大中文系的先后学生,谈起冯沅君、萧涤非等老一代导师的风范,有许多共同语言,竟一见如故。白天的大会之外,有一天晚上还开了个小会,在副校长乔幼梅的主持下,陈炎等几个年轻人以吉林大学的孟宪忠副教授为核心座谈。那时三十六岁的孟宪忠虽然只有副教授的职称,在学术界却已大名鼎鼎,他的有关经济和社会改革的研究成果已获得高层重视,曾到好几个省市给党政和企业干部作报告。座谈会主要由孟宪忠介绍经验体会。记得他的主要建议是,要摸准时代脉搏,根据自身特点,恰当确定人生目标和主攻方向。我这个半老头子也以不速之客蹭进去旁听,还提了几个小问题。他们并没有对我这个外行有丝毫歧视和排斥,让我颇觉温暖。可能我的全神贯注听讲和认真做笔记的态度引起了陈炎的注意,此后山大文科有什么研讨活动,他总是及时给我通知。
陈炎后来并没有像孟宪忠那样从事经济改革的研究,更没有走“智囊”的路子,而是师从周来祥先生做了美学的在职研究生,主攻中国传统美学和传统文化的研究。他在学术上进展很快。1993年初,在上海《学术月刊》发表的《试论“积淀说”与“突破说”》一鸣惊人。他对两种影响很大的美学观点“积淀说”和“突破说”毫无顾忌地展开纯学术的论析,以其严密精深的理论魅力和不同寻常的“胆、识、才、力”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学术月刊》专门为此文召开了一个专题研讨会,并引发出一系列的争鸣文章。一个学术新秀的一篇万把字的文章竟能引起如此巨大反响实在是罕见的。
▲1989年3月摄于山东大学，左四是陈炎，左五为本文作者。
出乎意料的是,他接着出版的第一本著作竟是远离传统美学和传统文化的《反理性思潮的反思 现代西方哲学美学述评》(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这本书对我来说不啻开蒙读物,读后不由地在书后写下了如下感言:“感谢陈炎,年纪轻轻,却不惜心血地写出了这一本让人信得过的西方现代哲学美学导读!”赞叹之余我又不无担心:这毕竟和陈炎的主攻方向距离太远了吧?有必要这样“放长线钓大鱼”吗?
这担心在读了他的第二本著作《积淀与突破》(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后就释然了。在此书序言中,他说“我们这代人做国学做不过前人,做西学做不过后人”,于是便选择了“用西学的方法来做国学”的治学道路；同时他又表示瞧不上人文学术领域中流行的“假学问”和“家学问”,矢志开辟一条面向世界、面向市场的新的国学之路,其要点是:“从世界的角度和当代人的立场”,“用现代人的方法和手段来重新审视、读解和破译传统文化,并用于指导现代人的生活”。《积淀与突破》一书的确在这方面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示范。他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断作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理论基点,同时,在研究儒学发生问题上,选择了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在研究儒道同源问题上,采取了两性文化的理论；在研究儒道互补问题上,使用了“建构”与“解构”的概念；在研究儒、墨、道、法的相互关系时,借鉴了结构主义的原则；在研究儒学分期问题上,运用了“挑战与应战”的模式 这种研究方法的不断转换以及方法和对象之间的契合无间,大有“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之妙,笔下新论迭出。我怀着赞佩的心情为此书写了评介文章《丰厚的“积淀” 锐利的“突破”》,发表于《东方丛刊》。我认定陈炎是“大师”的苗子,多么盼望他能够反复经历王国维所说的治学三境界:“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从而成为王国维那样的人文学科大师啊!
在平时相处中,陈炎显得性情随和,而且兴趣广泛。一同议论孔孚的山水诗也好,一同参加媒体组织的评说正在上映的电视连续剧《水浒》也好,听我随意述说访美见闻也好,乃至和宋遂良教授一同侃足球也好,他都兴致勃勃。对于刘心武的《红楼梦》研究他也很关注,刘心武的学术小说《秦可卿之死》发表(《时代文学》1993年第4期)后,他即写了洋洋数千字的评论《有才可去补苍天》,深入剖析了小说的长短。他自己说还曾用笔名发表过短篇小说(但他一直没有告诉我他的笔名和小说题目)。读了《积淀和突破》之后,我才了解,原来这些似乎远离他的主攻方向的活动都是他以现代人的眼光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问题进行“世纪性思考”的营养和准备。
他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审美文化史》(他撰写了第三卷“唐宋卷”)出版的时候(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我正在研讨汉字思维和汉诗思维的关系和区别以及中国诗歌的发展演变过程,从这套皇皇巨著受益颇多。2004年我写出了文稿《中国意境诗的形成、演变和解体》,向《文史哲》投稿,得到责编贺立华的认可,身为《文史哲》编辑部主任的陈炎在签发时,认真通读了拙稿,来电话和我商讨了两个细节问题。我顺便对他在“唐宋卷”中没有把“意境”作为诗美范畴给以足够重视提出了意见,他虚心接受,说要在修订时弥补。
2005年10月,山东大学举行纪念臧克家诞辰一百周年研讨会,我在会上遇见陈炎。他刚刚被任命为山东大学副校长,我担心他当官后会影响治学,他颇有自信地说:在当前条件下,当官对治学既有影响也有有利的一面；他将坚守学术立脚点,尽力做到少“失”多“得”。
2007年4月的一个星期日,为了缅怀逝世十周年的诗人孔孚,在山东大学的一个小小的会议室里,举行了只有十多个人参加的座谈会,想不到陈炎也来了。我发言回忆了四十多年间和孔孚的交往,说明孔孚在诗文中表露的“任性自然”、“超凡脱俗”只是他的审美理想,不能看做他的实际生活的写照,他为了发表稿件、评奖、评职称、解决房子问题等等,其实是活得很累的。陈炎最后说:即便只为了听吕老师的发言,这个会也值得参加。我则为了他依然保持朴实本色、毫无官气且仍然对这样纯粹民间的小型文化活动感兴趣而深感喜悦。
几个月后,2007年暑假里,我和老伴到威海,住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招待所里,一天早饭时竟意外地与陈炎邂逅(他是在这里以领导人身份参加校务会议),他热情地主动和我打招呼,称呼我的老伴为师母。我向他打听校友、诗评家孙基林的住址,他立即用手机与孙基林通了话。我高兴地看到他依然和同窗孙基林保持着“哥们儿”式的密切关系。
近几年我没再收到他赠送的新著,不知道他在学术上有怎样的进展,但我知道他仍然担任博士生导师,有时还在报纸上读到他的精美的学术随笔。大约2010年春节期间和他通过一次电话,我又重复地表示希望看到他成为大师而不愿看到他升官。他说:我连个米米师也不是,哪敢奢望做什么大师?我问他这几年当官后在学术上的得失是否和当年预计相符?他叹息道:早已不再考虑鱼与熊掌能否兼得,只求不要闹得鸡飞蛋打就谢天谢地了。看来他已不再有初升副校长时的自信了。
去年夏天听说他评上了长江学者,辞去了副校长职务,我为他庆幸,又一次涌起对他成为大师的期待,但不久就听说他患了胰腺癌。我的两个好友都是被胰腺癌夺去生命的,但我仍盼望奇迹出现,盼望陈炎会遇难呈祥。5月2日,噩耗传来的同时,读到了陈炎去世前发给友人的短信：
昨晚疼痛加剧,吃了三次止痛药。黑暗之中,我问佛,为什么给我如此严酷的惩罚?佛没有回答。我领悟到了。所谓癌症,原本是我们身体上的正常细胞,但它变异了,想要寄托于身体营养的同时谋求自身的发展,其结果就可能毁了原本滋养它的身体。当我们想要离开滋养我们的家庭、社会谋求自身的发展和享受时,其结果也是一样。因为这种贪欲本身就像肿瘤细胞一样,是邪恶的。说到底,是对本体的背叛!佛为了惩罚、抑或是挽留我,才及时制止了这种贪恋。从这一意义上说,疾病出现在我身上是必须的!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因果不虚呀。一个人,求名、求利都不可怕,怕的是与滋养自己的本体脱离开来、对立起来。进一步讲,我们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万物都与我们相联。我们如果将自己与万物隔绝开来、对立起来,就是烧一千炷香、磕一万个头,也得不到佛的保佑。因为那就从根本上背离了我佛悲天悯人的初衷。所以,真心向佛,不是要穿什么袈裟、剃什么头发,而是要改变自己与万物的关系,说得彻底一点儿,就是要淡化乃至消弭自我!这种淡化和消弭,要从一点一滴做起,逐渐改变我们对金钱观念、财产观念、名利观念、男女观念的看法,使自己在精神上获得解脱。
我在反复阅读中联想到孔子去世前的哀歌:“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孔子面对着无法逃避的死亡,在无可奈何的哀叹中又透着自豪的自我评价。陈炎却在癌症的致命摧残下,怀着苛刻的自责自审,对癌症做了哲学的思考,进而对个人和社会、宇宙的关系,对正常欲求和邪恶贪欲的转换,做了哲学思考。他在生命终点对得失、利害、是非、生死诸问题都达到了彻悟,并把这种彻悟落实于身心交融的践行,以反躬自问取代“天妒英才”之类可以自慰的流行思路,使他生命的终点成了人格和精神境界的巅峰。多少名流至死仍在自欺欺人、掩耳盗铃地为自己涂脂抹粉,对比之下更不能不对陈炎表示敬佩。由于种种原因,陈炎没能够成为大师,却在他的数十年学术生涯的基础上,以短短的一字千钧的绝笔留言,竖起了一个巍峨的哲人形象,供后人反复解读。这让我在哀伤之余又感到些许欣慰。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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