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土耳其的民主化与日本、韩国几乎同时起步，属于第二批民主化梁朝过程中的一员，由于奉行模式不同，国际社会称其为土耳其模式。因为土耳其的民主化道路与土耳其欧盟之旅交织起来，具有了新的维度。土耳其的民主化也存在一系列严重问题，军人在土耳其政治中一直扮演着关键角色，考验着土耳其人的政治与智慧。军人政治的深层原因在于，历史赋予土耳其军队作为宪法和国家保护神的使命，民主政治却要求军队远离政治，二者之间难以兼容。

土耳其国旗 资料图

本文为作者赐稿，作者：李秉忠，原题：军人干政与土耳其民主政治

一 学术史综述

土耳其属于第二批民主化浪潮国家中的一员，也就是说土耳其的民主化与日本、韩国几乎同时起步，由于奉行模式不同，国际社会称为土耳其模式。土耳其的民主化道路，因为与土耳其欧盟之旅交织起来，具有了新的维度。然而事实是，土耳其的民主化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系列严重问题，西方对土耳其的民主褒贬不一，不乏持续、激烈的批评。军人在政治中的作用，民主与少数族裔权利，民主与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经常成为西方指责、诟病的对象，土耳其人自己也百口难辩。军人政治的深层原因在于，历史赋予土耳其军队作为宪法和国家保护神的使命；民主政治却要求军队远离政治，二者之间难以兼容。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次军事政变，即1960年、1971年、1980年的古典军事政变，以及被戏称为后现代性的1997年军事政变，也就是说土耳其几乎每十年发生一次军人干政。政变成功之后，军方往往会有一些大的整顿行为，主要是宪法的制定或修改。如1960年军事政变后制定1961年宪法，1971年军事政变后颁布宪法修正案，1980年军事政变后出笼1982年宪法。宪法乃国家根本大法，土耳其军方主导下的制宪和修宪暗含着矫正过去规划未来之深意，影响之大，不言而喻。

亨廷顿将土耳其民主界定为民主的第二次回潮，并勾画了土耳其民主政治与军队之间的关系：土耳其军人在1960年推翻了本国的文官政府，又于1961年把权力还给选举产生的政府，在1971年的一次半政变中再次干政，又于1973年把权力还给选举产生的政府，然后在1980年实行了全面的军事接管。

军队在土耳其政治中的作用有历史成因，土耳其素有军人民族之称，军队成为土耳其的国中之国。艾哈迈德认为共和国时期的土耳其军队，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1923年，凯末尔主义者制定法律，将军队排除于政治之外；1923-1945年的土耳其为一党制国家，军队是其中一个部分，军队和党派间没有冲突；1960年始，军队过度郑智化，深深地卷入政治。也就是说，军队的政治化与土耳其民主化进程有密切关系。军队发展的一个关键性标志是，建立了军队财产实体武装力量共同基金。军队逐渐成为发展中资本主义的保护者，放弃了凯末尔主义性质的国家主义，土耳其军队的性质和角色悄悄地发生了革命。20世纪90年代开始，与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入盟谈判相伴随，军队被迫一定程度上放弃在政治上的主导权力。

亨利巴克指出，历史表明，外部的事件和权力不仅影响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也影响国内政策，必须从边缘性的位置和易受攻击性出发理解土耳其困境，土耳其的欧盟成员资格成为解决土耳其易受攻击性的政治和经济上的方案。学界的一个共识是，土耳其民主只所以举步维艰，与土耳其从奥斯曼帝国继承的强大中央集权和精英传统有密切关系。多德认为，现代土耳其政治很大程度上受奥斯曼传统的影响。凯末尔主义的革命主要是文化上的，并未打断中央的政治传统。1946年向民主的转变，也没有损坏先前的非民主制度和政体。奥斯特兰德认为，凯末尔主义是土耳其欧盟资格的障碍，原因在于其过于看重国家的统一、民族文化的一致、支持国家主义、为军队设置了一个过于重要的角色、对宗教采取僵硬的态度等。土耳其现在需要的不是凯末尔主义基础上的国家建制，而是欧盟民主基础上的自由、民主国家，国家、少数群体和个人利益在这样的制度中一定程度上取得平衡。乌尔特齐兹认为，土耳其议会民主的两个特点分别是，政治生活中军队的可怕存在；土耳其国家末了的欧洲认同夙愿。可见，土耳其的地理位置、传统以及共和国成立之初对国家政体的设计，使得军队成为土耳其强国家传统的一个部分，在议会民主制中占有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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