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法治

100年间，提篮中绵延传承的囚徒家谱，与历次政治事件的脉动、监狱的兴衰曲线互为经纬，装订成厚重的另类历史

2013年7月29日早晨，是刘文忠再次启程赴罗马尼亚的日子。在位于上海河旁的高层住宅里，在照片里和胞兄刘文辉的注视下，他拖着一条小儿麻痹的残腿打点行装，将一本自著的《新海国图志》和一本《苦囚新生记》放入看上去过于沉重的行李箱。前者是他近年考察苏东剧变后东欧社会的成果，以及这次旅行的目的，后者则是 文革 牢狱生活的自传。

带上《苦囚新生记》的原因，是7月上旬传出上海提篮桥监狱面临搬迁。这一消息像一段引线，触动了他有关自己和亡兄的记忆。

文革 之初，因为帮助哥哥向全国各大高校邮寄批判 文革 的传单，刘氏兄弟同夜入狱。随后刘文辉被处决，刘文忠则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和提篮桥的囚室中活到了平反。以后他下海打拼，录得殷实身家，直到有天在旅游归国的飞机上，翻开一本友人赠送的《古拉格群岛》。

我泪流满面，愧疚自己的遗忘。决心放下生意，为辉哥和我们那一代人的历史立传。

在现代史的沉郁岁月里，刘文忠是提篮桥监狱中众多因为思想和政治原因获罪的囚徒之一。在刑事犯的灰色背景中，这类囚徒像不绝如缕的另类行列，留下深重足印。这座监狱正是因此在历史中获得归宿。

作为中国现代监狱的鼻祖，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监狱中，提篮桥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一座，也是身世和个性独特的一座。它的异国血统、连绵住户和坚固囚牢，在诞生之初即负盛名。上世纪初的登场和百年后的面临搬迁，像是亲手翻开又阖上了现代监狱史的扉页和封底。这亦是一本囚徒家谱，记载着一代代背负历史或身受清算者的罪与罚。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吴立岚在上世纪90年代走进提篮桥的高墙，为囚犯们提供心理咨询。铁门在身后关闭之际，他恍惚回到幼年，走在探望囚徒父亲的路上。

吴立岚的父亲吴凯声是民国著名律师，曾营救过、廖承志等人，为 七君子 提供过援助，也曾将轮奸中国女工的英国水手送入提篮桥，却在抗战胜利的惩办汉奸和1949年后的 镇反 中两度受屈，厕身提篮桥囚室。在吴立岚的记忆中，保存着母亲当年手提装有白斩鸡的竹篮前往探监的情形，吴立岚因为年幼未曾同往。吴立岚的岳父邵洵美，在1949年后的 肃反 中被送入上海市第一看守所，期间可能曾在提篮桥监狱治病。

时隔数十年，走入提篮桥的吴立岚，似乎是在补上童年的空白，又是延续父辈的脚步。

我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因为父亲曾经被关在这里，我就多一份义务，对这座监狱、对这里的犯人负责。面对犯人，我也特别耐心。 聆听犯人倾诉时，吴立岚会忽然感到，犯人身后的牢墙上，依稀现出父亲和岳父的影子。

100年间，提篮中绵延传承的囚徒家谱，与历次政治事件的脉动、监狱的兴衰曲线互为经纬，装订成厚重的另类历史。虽然它在今天面临翻页，其间的人性隐秘与思想血缘，却尚待启封。

西牢 的谣言

上海外滩档案馆的卷宗橱柜里，静静地保存着一份半世纪前死刑判决书的缩微底片。在模糊的屏幕上调整焦距，被告王慕曾的身份渐渐清晰：1949年前提篮桥监狱最后一任典狱长。

王慕曾在上海解放前夕接受中共地下党策反，保护狱中的政治犯安全获释，将监狱和平移交给解放军。不过，此后他被新政权枪毙，融入在提篮桥狱墙阴影中逝去的囚徒行列。

百余年前，著有《革命军》的邹容瘐死提篮桥囚室，是这一囚徒行列的队首。

1903年，章太炎和邹容因为批判清廷的 苏报案 入狱，随后移押提篮桥。案件审理中，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拒绝将二人引渡，清廷被迫派人出庭对质，灭尽了威风。这也使得社会思想为之一变，改良逐渐骤进为革命。提篮桥监狱的铁门，一定程度上成为通往现代史大小桥梁中的一座。

邹容最后在狱中去世，也揭示了历史背面的严酷。章太炎当初被捕后，曾写公开信呼吁邹容自动投案，他为此自责，留下 威（邹容字威丹）之死，余之生也 的忏悔。

邹容去世第二年，提篮桥狱中发生一起事故：中国犯人因不满西餐伙食而骚动，被看守击毙四人。一时传言四起，坊间流传提篮桥 瘐毙者多而生还者少 ， 一闻西牢二字，心战胆裂 ，甚至有人得知要押入提篮桥而上吊。

实际上，1903年落成的提篮桥监狱正是源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对于晚清监牢虐待犯人的担心，不愿意由中国监狱关押中外会审公廨审理的案犯，因而由英国牵头，按照美国设计风格修建了这座监狱。上海市民称之为 西牢 ，又因其地近提篮桥，称为提篮桥监狱。

与传统的刑部黑牢不同，提篮桥的建筑结构是中空透视形，最初的监楼有一个圆形的天井，可从底楼望见顶楼，楼顶则覆以明瓦，采光通透。管理上则采取西方模式，监狱高层是英国人。建成之初，工部局即打破以往惯例，将原由会审公廨巡捕房关押的女犯一律移入提篮桥，引发中国方面的抗议。

这样一座身份特殊的监狱，难免引来是非，据《申报》当年报道，谣言四起的原因，实际是东西管理方式不同，情形隔膜。譬如用冷水冲凉，伙食习惯差异大，又使用印度人为看守，语言不通，加上民族情绪导致冲突。

邹容在狱中的横死，也源于此种矛盾。根据史料记载，提篮桥犯人需保持沉默自省，并从事敲石子、缝纫等劳役，违规顶撞者可能遭遇皮鞭责打。章太炎和邹容两人同处一室，邹容血气方刚，不能服从狱规，屡次被印度狱卒皮鞭责打，积郁成病，吐血离世。他的遗体被从小门拖出监狱，由慈善机构收殓。

1906年犯人骚动之后，清政府江南提督曾经发函给工部局，要求改善西牢条例，允许中方人员前往查看。朝廷也派法部郎中韩兆藩考察了上海各监狱，不料提篮桥所见让韩氏大为折服。

他在《考察监狱记》中说，上海县监犯人拥挤， 肩摩踵接 ，尚有狱卒在内吸鸦片烟，秽气与洋烟之气混杂，犯人奄奄待毙，狱墙泥壁颓坏，几乎沦为瘟疫制造厂，甚至狱中还可招嫖。而提篮桥西牢 内外明洁，纤尘不染 ， 即一草一木，亦具精神 ，狱中纪律严明，膳食规定精细到盎司，每周肉食轮流有鱼、牛荣、猪肉和赤豆，两相对比，使他颇为惊讶。

早期的提篮桥监狱因为囚室狭窄潮湿、西方食谱不合习惯，也遭遇了脚气病和肺结核死亡潮，高峰期每年死亡接近200人。但在民元前后的中国，提篮桥监狱仍是一时模范，直接影响了辛亥前夕 模范监狱 的兴建潮流，可算为中国现代监狱鼻祖。

提篮桥的 西牢 身份，一直持续到抗战年代。它的扩建与最终定型的过程，与中国收回治外法权的进程互为表里。1903年监狱落成时占地仅10亩左右。1915年，工部局规定会审公廨审判的犯人不管未决已决直接送提篮桥关押，犯人因此数量激增，监狱不断扩张。这也意味着中方对刑罚的执行完全失去了控制权。1930年到1931年，监狱又建成四幢新监楼。

从1933年开始，监狱拆除了最老的一批监楼，仅保留十字监，在原址上新建多幢监楼，形成沿用至今的10幢监楼、近4000间囚室，占地60亩的布局，监狱大门则改到华德路（今称长阳路）。

远东第一监狱

由于占地面积和关押人数都超过了当时日本的鸦巢监狱和印度的孟买监狱，提篮桥因而获称 远东第一监狱 。

与监狱的扩张相反，外国在华的治外法权则不断缩小。从1925年的 五卅运动 开始，主持租界案件诉讼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会审公廨，成为舆论的焦点，上世纪20年代末期先后为上海特区法院代替。以前法租界会审公廨附属的监狱马斯南路监狱被收归中国管辖，成为上海第二特区监狱。唯有提篮桥监狱仍旧归工部局管理，形成了案件侦讯、审判和执行的双重体制，公共租界犯罪由巡捕房侦查，上海第一特区法院审判，中国法院可以决定将案犯送往提篮桥监狱，按照中国监禁规则关押。

在此后的十多年中，提篮桥监狱成了有 两个婆婆 的奇怪产物，直到抗战中租界最终被收回。这种血统混乱也体现在提篮桥的监禁方式上：囚室的大小是按照英国单人居住的理念设计，仅为3.3平方米，却按照中国方式关押三名囚犯，因而拥挤不堪。

1929年，上海特区临时法院把59名死刑犯关押在提篮桥监狱中长达两年不核准行刑，导致犯人暴乱企图越狱，看守两死三伤。

监狱内部的管理，也经历了逐渐本土化的过程。最初监狱的高层由英国人担任，看守则雇佣印度人，因为头包红布，被上海市民称为 红头阿三 。1930年，印度看守因人事纠纷举行罢工，监狱辞退罢工看守，雇佣华人看守补缺，这成为监狱雇员本土化的转折点。

到1934年，华人看守已有200多名，和印度看守人数持平。华人看守数目激增后，监狱公开招聘了一名中国籍副典狱长严景耀，华人得以进入提篮桥高层。

太平洋战争时期，提篮桥监狱被日本人接管，易名刑务所。1943年，在国民政府与英美达成收回租界的雅尔塔协议背景下，汪伪政府名义上收回上海租界，提篮桥监狱由中国人出任典狱长，但日人仍掌握实权。

1943年的一份档案资料显示，日军上海陆军部一名上尉访问提篮桥监狱，要求将监狱外国人监楼的护卫职责完全交付日本看守，并增大日本主任官权限，监狱随后将外籍和印度籍职员18人由日本看守代替。典狱长沈关泉还按照日本人要求，遣送500名囚犯前往浙江泗县海岛修建工事。由于条件恶劣，劳役沉重，管理横暴，有名姓的死亡者即达56人。这成为沈关泉等以后被判处汉奸罪的主要罪状。

汪伪政权收回上海租界后，监狱对印度看守采取了只出不进的办法，提篮桥开始摆脱外来血统，成为一座真正的本土监狱。

建国后历任华东政法大学教务长、校长的徐盼秋，此时是提篮桥监狱内的一名看守长。1942年徐盼秋被抓进汪伪特工总部，受刑之后以汪伪人员的身份获救，又被组织安排打入提篮桥监狱担任看守长，保护被羁押的自己人，1944年离职。这段特殊的经历，在1949年后给徐盼秋带来 叛徒 汉奸 的双重嫌疑。

在工部局管理的时代，提篮桥的关押条件一直比同时期的中国监狱优越。到了上世纪30年代，这座监狱在上海市民心中的形象已经完全扭转。一个例子是，按照当时的引渡条例，中国法庭有权决定将案犯送往提篮桥或其他中国监狱关押，但事实上从1930年到1932年只有一名犯人被送往其他监狱，还遭到本人的拒绝。相形之下，同处上海的漕河泾监狱条件远为严酷，每年死亡数百名犯人。曾坐过龙华看守所和漕河泾监狱、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的郑超麟即感叹 牢监时更换，最苦在漕河 。

由于维持提篮桥监狱的庞大花费和中国的民族情绪，尤其是中国法庭得到了罪犯财产罚没的大部分好处，使外国人中出现了 得不偿失 和 不公平 的呼声。根据徐家俊的研究，提篮桥监狱的上级警务处开销占到了工部局经费的一半以上，《上海泰晤士报》声称，纳税人交的大笔金钱被用于养活数千名吸毒、贩毒犯。

整个抗战时期，提篮桥监狱在炮火和司法停顿之下，处于勉力维持之状。淞沪会战中，提篮桥监狱遭遇日军炮火，9名犯人被炸死，为此监狱释放了2000名轻刑犯人。此时上海的其他重要监狱 北新泾和漕河泾监狱，以及龙华看守所皆被炸毁，只有提篮桥托庇租界生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0年，由于8000余名犯人开销太大，工部局不顾卫生局反对削减犯人大米口粮，监狱以玉米高粱作为替代品，并组织了为期三个月的 削减定量 试验。1941年日本人占领监狱后，监狱伙食改为一粥一饭两餐制，大米定量为先前一半，并且组织 磅饭 试验，在犯人规定口粮基础上逐天减少，每月过磅记录犯人体重，一直到人体可承受的最低限度。这导致吃磅饭的犯人大量死亡，当年6000余犯人中共死亡472名，为1949年前最高峰。

抗战胜利后，盟军法庭曾在提篮桥监狱审讯日军残害绞死美军飞行员案件，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到场旁听。该案首犯五人获判死刑，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提篮桥 十字监 的三楼绞刑房行刑。日本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大将则自杀于提篮桥囚室中。

此后，为了处决汉奸犯，提篮桥监狱奉命将毗邻狱墙的网球场改建为刑场，1946年11月伪南京维新政府的头目梁鸿志被枪毙，以后由中国法庭判决的14名日军战犯以及多名汉奸又陆续被处决。

自汪伪政权收回后至1949年，没有劳改农场体系配套的提篮桥监狱，一直无法摆脱财政困境，处于衰落期。档案记载，1945年9月19日，典狱长沈关泉被一群看守推搡撕扯，一路追赶至警察局，要求发给维持费。看守对警察局申诉，监狱自从归司法部管辖后一直待遇菲薄，警察局只好两下安抚而已。

1947年，监狱口粮缩减引发犯人骚动，再次引起外界关注。1948年，内战形势不利，囚粮筹措更加困难。根据现存档案，上海市监所囚粮购置委员会向上海市民食调配委员会发函，称该会配售的囚粮中含有三分之一碎米，3月份的囚粮仍然急需，要求配售大米时务必不再掺入碎米。其中提篮桥监狱犯人5397名，3月份需米1241石。在经济压力和政治形势变化之下，监狱大量释放犯人，到1949年仅余犯人650人。

值得一提的是，整个抗战时期，提篮桥监狱周边正是受到希特勒迫害的犹太人在中国的避难所，许多犹太 二战婴儿 出生在这里，其中有以色列前总理拉宾。近年在与监狱相望之地建立了犹太人纪念馆。至今尚存的犹太人平民居住区，则与提篮桥监狱后身只隔一条昆山路。

提篮与背影

民国初年，血色启幕之后，提篮桥在革命史中陷入沉寂。起初是北洋政府的监狱充当反派角色，到了1927年国共分裂，地处上海龙华的警备司令部看守所成了独一无二的主角，它狭小的监区和刑场，以不经司法程序的直接枪毙为手段，在短短的几年中，关押和处决了数千名中共案犯。

在严酷打击之下，上海中共活动退入租界，由于发动 飞行集会 （当时一种所谓左倾冒进手段，即忽然在大街上集会喊口号发传单，又忽然散去）及被人举报等，常为巡捕房破获，党员身份无法确认者会按一般政治犯判刑，提篮桥因而承接了沉重任务。在这里被关押过的有任弼时、江上青、张爱萍、曹荻秋以及作家周立波等人。

在提篮桥监狱中，共产党人按照他们的一贯方式，寻找狱规空隙开展政治活动。据周立波回忆，政治犯们被集中关押在一幢监楼的半层楼面上，他们成立了秘密的 难友会 ，会对着铁栅门 打电话 和在列队放风时 上课 ，通过贿赂看守还带入政治书籍，还有人在牢房里入党。

铁窗入党的进步青年谢凡生付出了相当代价。由于在放风时被组织安排一再故意装疯卖傻，扰乱秩序掩护接头，谢凡生招致印度看守的嫌恶，被打坏了手和膝盖，遭到吊铐惩戒，还被关入顶楼的禁闭室 风波亭 。因牢房潮湿导致他下肢萎缩，成为残疾人。

谢凡生此后遭遇更为可叹。经人保释出狱后，他回到贵州做地下工作，抗战时试图去延安，因为腿残被拒。1949年以后，在 镇反 中曾担任地下县委书记的谢凡生被捕，提篮桥的经历成为历史疑点，被打成叛徒特务，家产被没收，妻子远隔浙江。他出狱后上访无门，拖着残肢烧两口锅炉维持生活。原中央纪委书记李昌和他是侄舅关系，其夫人冯兰瑞正是在谢凡生感召下参加革命。此时李昌亦听从组织结论，一直不敢理会舅舅求援的呼声，直到 文革 结束才寻求为其平反。

平反后，谢凡生念念于当年自己铁窗入党的囚室，曾经像张爱萍等人一样，到提篮桥故地重游。

能够活着走进提篮桥大门，是被捕的中共党员的一种幸运。王孝和是少有的在提篮桥遇难的地下党员。1948年4月，公开身份为杨树浦发电厂工人的王孝和因破坏设施导致上海大面积停电被捕，在位于提篮桥监狱内的特刑庭受审，被蒋介石亲自下令判处死刑，在监狱刑场被枪决。这一判决以后还牵连了在他的判决书上例行签字的国民政府代理检察长、东吴大学法学院末任院长杨兆龙，因 杀害烈士 ，杨兆龙在 文革 中被捕后押入提篮桥，九死一生。

上世纪90年代，编纂上海监狱史的徐家俊注意到王孝和的事迹，向上级写报告提议，在监狱内设立 王孝和烈士就义处 纪念地。两年以后，王孝和就义处和塑像揭幕，以后又扩建为广场， 成了提篮桥监狱的三张名片之一 。

汉奸营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主人。 从上世纪30年代到抗战爆发至内战时期，提篮桥监狱经历了战火轰炸、日军占据、汪伪接手、移交民国和被共产党政权接收的曲折过程。高墙中的政治犯群体，亦经历了一再地梯队轮换，从革命者转为汉奸、战犯，以至解放以后的 反革命 。民国著名律师吴凯声是这一过程的亲历者。

1926年，吴凯声从法国里昂大学学成归国，从事律业，接手了一起英国水兵在外滩轮奸上海妇女的案件。激于爱国义愤的吴凯声勉力交涉，几个水兵被送入了英国人自己建造的提篮桥囚室。

此后的律师生涯中，吴凯声深度卷入政治，先后为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辩护、营救被捕的廖承志和来沪治枪伤的陈赓，又担任 七君子案 营救委员会委员。吴凯声还曾担任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和驻瑞士公使。据其传记记载，抗战爆发之后，吴凯声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密命，借与褚民谊的交谊出任汪伪政府外交部次长。抗战胜利后，吴凯声作为 汉奸 被诱捕，到达提篮桥铁门时，才吃惊故地重游。

其子吴立岚讲述，吴凯声出任伪职实为受国民政府委托从事情报掩护，公馆中长期藏有盟军电台。此时当局却翻脸不认，在1945年判处吴凯声七年徒刑，前来诱捕的正是当初他掩护的情报人员。一年新年元宵，月照铁栅，吴凯声触景生情，留下了 沉沉斗室诉伊谁，寂寂元宵月照扉 的诗句，感叹 床头思佛毁前非 。

以后吴母找到了国民政府对吴凯声从事情报掩护有功的一纸嘉奖令，令其在1948年获释。但此时吴妻已迫于名誉与其离婚。

易代之后，吴凯声失业，以一代名律师之身在里弄扫盲班和中学夜校授课，并自办小型酒精厂维生，终究在1955年的 肃反 中再度被捕，短期关押在提篮桥后获刑，送苏北大丰农场改造，直到两年后由陈赓搭救回沪。 文革 期间，吴凯声因为廖承志问题遭到造反派逼供，被打得脸部变形。直到1983年，吴凯声才获得平反。本世纪初上海市劳改局编写《上海监狱志》时，对吴凯声的 汉奸 身份做了专门处理，没有列入曾关押过的汉奸犯人名目。

这个 汉奸 群体中，除了高官，也包括提篮桥监狱的前华人典狱长沈关泉等人。抗战胜利后日本战犯移押江湾战犯监狱，南京老虎桥监狱的汉奸犯江亢虎、苏州监狱的陈璧君等人则由于战况不利被移来提篮桥。到新政权接管时，提篮桥监狱中共有48名汉奸犯。

日伪统治下的数任提篮桥典狱长，自然不能免去汉奸罪嫌。沈关泉被国民政府判刑，1948年底保释出狱，易代后在 镇反 中再度被捕，被判刑八年，三个月后即病死于自己以前管辖的提篮桥狱中。另一任典狱长钱恂九在1958年 肃反 中以反革命罪被判七年徒刑，同样在三个月后病死提篮桥。国民政府接收提篮桥的第一任典狱长、暨南大学教授徐砥平在 镇反 中被判管制，1957年定为右派，次年再次判管制三年，直到1979年才改正右派，撤销1958年判决，却于当年离世。另一位典狱长江公亮则在 肃反 中被判管制三年。

比较特殊的是身为地下党的看守长徐盼秋，在屡次审查中都被质疑为叛徒、汉奸，幸而人证俱在，涉险过关。或许是曾厕身提篮桥的经历，让徐盼秋与盛振为、凌宪扬、王申酉等人结下不解之缘， 镇反 后曾照顾盛振为亲人， 文革 后倾力帮助三人获平反。

命运最为惨淡的，是民国提篮桥末任典狱长王慕曾。王慕曾原系旧国大代表，为生活所迫，在1949年大厦将倾之际谋得典狱长一职。地下党找到他谋划营救政治犯，承诺其身家安全。王慕曾为留后路极力配合，终使50人毫发不损获救。1949年之后，王慕曾被留用为公设辩护人（律师），但在1951年的 镇反 中被捕，处以死刑。

徐家俊采访王慕曾家人后，得知他被捕源于外地来信举报。上海市军管会1951年的第1897号判决书，揭示了其被判死刑的内情。判决书称，王慕曾解放前曾参加军统杀害革命志士，解放以后又抗拒参加反动党团特务登记， 显为罪大恶极怙恶不悛 。耐人寻味的是，这份判决没有提及王慕曾对50名政治犯的营救之功，反而指控其 在上海解放时乘秩序混乱指示爪牙阴谋破坏 ， 隐瞒其身份及反革命罪行 。

据徐家俊说，王慕曾向当初他营救过的人求援，但后者当时也身受排挤，无力援手。

文革 中，王慕曾在监狱的下属又被批斗。一直到 文革 之后，其获得平反，按起义人员对待，这引起了他的下属们的上访，要求承认起义身份。由于关系到离休待遇，牵涉面广，这些人的要求未能被受理。

王慕曾和他手下狱卒的命运，和告别民国的 远东第一监狱 一起，留下了一副晦涩背影。

4 27 之后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因 胡风事件 入狱的贾植芳，碰到了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资格囚犯 他不仅囚龄长，还参加过初期中共全国党代会，上世纪30年代被捕后自首，在国民党政权特务系统中谋过事。1949年，他被新政权留用，在公安局当差。

据贾植芳记叙，1951年4月27日晚上，上海奉中央之令进行全市大逮捕。公安局领导交给此人一份名单，列有他负责缉拿的35名反革命的姓名地址，要求天亮以前交差。此人通宵奔忙，到天亮时如数交人，领导却说： 要你捉36名罪犯，怎么只抓来35个？ 此人掏出名单细数，确实只有35个。原来第36人是他自己，他当即和35人列队同入班房。

《上海市公安志》记载，上海市军管会于当夜组织了由军队、警察、干部和工人、学生、农民组成的4445个行动小组，共35889人，于午夜之后在全上海进行了拉网式的突击搜捕行动，抓捕8359人。当夜漏网的经八天追捕，又捕获600余人。逮捕中当场击毙击伤各3人，4人自杀。1949年以后的清理旧社会 渣滓 、镇压反革命，由此达到顶点。

4 27 的大逮捕之夜，深深镌刻在上海市民的记忆中，彻底扭转了解放初期上海社会的某种包容态势，也成为提篮桥监狱从衰落到达另一高峰的转折。

提篮桥监狱成为承接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大 口袋 。监狱志记载，从4月28日早晨7时到29日凌晨4时30分止，提篮桥监狱共收押反革命未决犯8202名，其中女 反革命 200余名。月底又收押了一批。监狱立刻爆满，每室关押人数达到5名，犯人总数攀上了历史最高峰。

由于拘押的全部是未决犯，提篮桥监狱也由法院管辖改为隶属公安局，成为上海收押反革命案犯的统一入口，兼具看守所功能。

整个1951年，提篮桥新收犯人接近3.5万人，这项纪录直到1955年 肃反 时才被打破。这些人被分流向各个监所和治淮工地。但到1954年，提篮桥在押犯人数仍旧达到了惊人的1.7万余人，超过了历史纪录一倍。

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盛振为、教务长鄂森和训导长刘朗泉等人在当夜被捕，师生震动。在这次大逮捕中，大批在1949年前曾有国民党员身份或在政府部门任职的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校长教授被捕，如沪江大学校长凌宪扬。盛振为在提篮桥狱中与凌宪扬等多位校长同处一室，以下盲棋打发时光。当年，盛振为被判刑十年，不久被遣往苏北治淮工地劳改。

大逮捕中的入狱人士并非皆有旧政权背景。贾植芳遇到的一个书店小老板，住处在提篮桥附近，以前曾多次资助进步书籍出版。1949年后经济紧张出租房子，房客后来逃亡台湾，受牵连被捕。入狱之初，他自信是按照上海滩 不问房客职业 的老规矩，勤于洗礼，等待出狱，不料被判刑七年。1960年贾植芳在提篮桥监狱医院病床上重逢这位老板，对方已是浑身浮肿，气息奄奄，因为患有黄疸病，吃了一瓶酱瓜而病危，昏迷中一夜胡话之后去世，令同室的贾植芳毛骨悚然。

另一份上海市军管会的51密2字第2678号判决材料，则说明了一条普通的 社会蚂蝗 是如何升级为反革命，步步加刑以至于处决的。女犯人周招弟是戏院老板，据说生性霸道，人称 扫帚星 。1951年 镇反 中被举报 查门票吓死小孩 被捕，因证据不足，判无期徒刑。此后因 民愤较大，不杀不足平民愤 ，经 处理反革命审查委员会 请示上级，改判死缓，缓期原因是 对女性判处从宽 。不料提篮桥区认为周招弟民愤甚大，要求杀，无须缓刑。最后经军管会判决，以 恶霸 有血债 罪条判处死刑。这份判决书上还保留着从无期徒刑到死缓再到死刑的毛笔涂改。

由于 镇反 条例发布后，包括土匪、恶霸、流氓、地痞，以及各种帮派会门分子之类的 旧社会渣滓 一律被视为反革命，提篮桥监狱中的犯人性质比例发生了根本性逆转。

1949年接收时，提篮桥监狱共有犯人650人，其中政治犯50人。到1950年底，反革命犯人已上升至1500余人，但也只是约为刑事犯的七分之一。到了1951年底，反革命犯人已基本与刑事犯人比率持平，两年后更是超过了刑事犯，达到7000多人。此后直到 文革 后期，提篮桥监狱一直是一所不折不扣的 政治监狱 。

枪毙日伪战犯、汉奸以及枪杀共产党员王孝和之后，寥落已久的提篮桥监狱刑场，再一次响起密集枪声。为免去押送刑场途中保安之虞，及坐收震慑之效，大批犯人在提篮桥监狱中被判处死刑后就地执行。1950年底实行的《上海市人民法院监狱工作规程草案》规定， 死刑一般于监狱刑场用枪毙执行之。 大逮捕后的第三天，上海一举在三个刑场枪毙了285名犯人，此后的大半年中更是大开杀戒。

由于提篮桥刑场毗邻居民区，并未在高墙内，枪毙场面过于震撼， 镇反 运动过后，监狱刑场即被关闭，其上改建大礼堂。不过在市民之中，仍旧流传着 购物八仙桥，枪毙提篮桥 的俗语。

人员拥挤之下，监狱管理出现压力，1951年8月25日到9月9日，接连发生 监啸 即全监狱犯人一起鼓噪呐喊，在封闭的监楼内形成喧嚣振动。新政权对于这一传统现象铁腕施压，先后枪毙为首三人和对另三人加刑，压住了这一苗头。

由于囚室拥挤、环境恶劣、口粮缺乏，提篮桥囚室中的犯人死亡率也直线上升。根据官方统计，1950年，提篮桥囚犯死亡人数达到463人，创下提篮桥历史纪录。

1961年，在普遍饥饿的情形下，提篮桥犯人死亡率创下了接近10％的历史纪录，超过了早期爆发脚气病和日据时期的死亡率。这一时期的监狱伙食，据贾植芳回忆是汤水烂菜皮或菜皮烂饭，远远劣于工部局或民国时期的提篮桥。实际上，贾植芳等人作为文化人士尚蒙受优待，普通反革命犯伙食更为菲薄，不足维持身体代谢需求，大批犯人浮肿而死。

囚粮供应从 镇反 之初就成为重大问题。学习苏联模式的劳改农场和劳改工程应运而生。《上海市人民法院监狱工作规程草案》规定 组织生产，从劳动中改造犯人，以求解决经费自给自足 ，要求 至少不向人民要经费开支 ， 入监犯人均有劳动义务 。1951年9月7日，提篮桥监狱（已改名上海市监狱）在给市政府的报告中提出，为解决监舍拥挤，便于以后继续收容犯人，采取送苏北劳改一批的办法。

据《提篮桥监狱志》记载，1951年3月和4月，分两批遣送2100名囚犯去陕西延安服刑；当年从10月到年底，共遣送6000名囚犯去安徽北部治理淮河。这些囚犯成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治淮工程 的主要劳动力，如同苏联的白海、伏尔加河运河工程一样，收得镇压、改造与建设的多重功效。年过半百的盛振为，即在此间去往淮河工地劳改，幸得宋庆龄关照赦回。 汉奸作家 张资平则无此幸运，在1959年的饥饿中病死于淮河工地。

在1950年3月第一次遣送犯人2500余人（包括女犯360名，少年犯220名）去苏北盐碱地垦区劳动途中，发生了大规模逃跑事件，56名逃犯中受枪伤身亡1名，当场击毙1名，落水淹死1名，抓回3人，另有50人脱逃，成为提篮桥监狱历史上的重大事故。吴凯声即于此次被遣送苏北大丰农场，数年后由陈赓援手放还。

囚徒中的典狱长

在1949年后的数年 镇反 运动中入狱的群体，除了一般性的历史反革命，还包括了托派等团体。1955年托派案件处理完毕，郑超麟、尹宽等托派，根据中央指示 长押不判 ，1962年押入提篮桥，属于 吃营养犯 、单独关押的特殊犯人，他们以研究音韵学和翻译打发时光，目睹了几位老托派的离世。此后全国的托派犯人都被集中到提篮桥监狱一号监三楼关押。

1972年，郑超麟和六个老托派一起被释放管制，在劳改玻璃厂居住七年，直到 文革 结束后，集体安置到上海市石泉小区，以利集中管理。

1955年的 肃反 运动，将提篮桥监狱推上了第二个关押反革命囚犯的高峰。这一年，提篮桥新收犯人总数达到4万余名，其中反革命犯近1.8万名。

贾植芳和他的文学同伴阿垅、耿庸、张中晓等人在沪被捕入狱，在北京的胡风、路翎、谢韬等人则押入秦城监狱。由于中央精神，对胡风集团案件长押不判，因此贾植芳等人长期押在看守所，其间曾短期到提篮桥监狱医院和休养监治病，上世纪60年代先后刑满释放管制。

其中，只有阿垅因曾考取国民党陆军大学被定为 特务 ，获刑12年继续关押。在狱中阿垅给儿子陈沛写信，年少的陈沛在组织教育之下将原信退回。1966年，陈沛接到公安局通知，去提篮桥监狱医院看望身患骨髓结核症的父亲，陈沛没有敢去。次年3月，阿垅逝于狱中，成为他笔下那支 无罪，然后凋谢 的白色花。

本世纪初住在上海复旦大学教工宿舍中的贾植芳，虽然年届九旬身形瘦小、听力衰退，却仍旧精神利索，笔耕不辍，为他那一代同人保存着忠实的记忆。贾植芳的囚徒笔记中除了胡风案件同人，还有邵洵美和郑超麟、王造时等。

邵洵美在紧随胡风案件的 肃反 中入狱，家人由于全无消息，无法接济。在贾植芳的记叙中，邵洵美处于极度饥饿中，牢饭到嘴时总是一气吃光刮光，说 我实在熬不落了 ，无法像别人控制食欲细嚼慢咽。邵妻盛佩玉记载，出狱时的邵洵美骨瘦如柴皮包骨，皮肤白得像洋人，腿没有劲支撑身体，只好靠三轮车夫背上楼。出狱之后，邵洵美绝口不提监狱内情。

耐人寻味的是，此时提篮桥内外的囚徒中，除了日伪和国民党时期的典狱长，还有新政权任命的监狱干部。1949年后提篮桥第一任典狱长武仲奇，不久就被调往治淮工地， 三反 时被人检举为 老虎 ，关押受审，释放后调往南京一个刮胡刀厂任科员， 文革 时又被抓起来关押审查；1950年1月任副典狱长、以后带领首批劳改犯人去苏北农场的郑承，在1965年被开除党籍， 文革 中受迫害；1951年任典狱长的刘大庸在 文革 中被关押五年；1959年开始任监狱长的葛洪庆 文革 中遭遇隔离审查，在关押中去世。

【作者：《财经》记者袁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