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民国初年的宋教仁遇刺案(也称宋案)，不管是正史还是教科书，乃至民间流传，大都认为时任国务总理赵秉钧是幕后主使，赵秉钧是被袁世凯毒死的。
赵秉钧(1864-1914)，字智庵，河南汝州临汝镇人。现居汝州市的赵耀民是赵秉钧的侄孙辈，其对赵秉钧和赵氏家族掌故了解颇深。他与赵秉钧的孙子——现居山东聊城、已届百岁之年的赵纯佑书信往来十余年。
近日，赵耀民向笔者展示了赵纯佑记述的有关赵秉钧与宋案及其死因“真相”的信函。他们认为现行流传史料对此多是穿凿附会，以讹传讹。
赵秉钧与宋案无关
1913年3月20日晚10点多，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准备启程北上时，突然遭人枪击，弹中腰部。到车站送行的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人当即将宋教仁送往沪宁铁路医院抢救，由于伤势过重，这位年仅32岁的国民党领袖于22日凌晨去世。
宋案发生后，全国舆论哗然，社会各界纷纷要求缉拿歹徒，追究元凶。时任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得知宋教仁死讯后，要求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迅缉凶犯，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以维国纪而慰忠魂”。
数日后，指使凶手刺宋的应桂馨、刺宋凶手武士英(被捕一个月后暴死狱中)相继落网，并在应桂馨的家中搜出大量的应桂馨与国务院往来函电，其中包括时任国务总理兼内务部总长赵秉钧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的亲笔书信，以及应桂馨和国务院直接联系的电报密码本，另有五响手枪一支。
在孙中山、黄兴的强烈要求下，4月25日，程德全、应德闳将查获的宋案证据向全国公布。黄兴为此致电袁世凯，指出赵秉钧就是“暗杀主谋之犯”，要求在上海组织特别法庭审理宋案，并要求赵秉钧出庭对质。
据民国要人张国淦回忆，宋教仁遇刺消息传来，赵秉钧正在主持内阁会议，闻讯“大惊失色，当即离座，环绕会议长座数次，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北洋述闻》)
赵秉钧不久发给上海地方检察厅一封公开信来为自己辩护。信中说：“程都督、应民政长宣布宋案证据，其涉及秉钧者，唯手书两件，然一为发给密码，一为请领津贴，均属因公，已于勘电声明，原函可查，岂肯谋刺……其实秉钧与应、洪手函，业经印刷流播，万目俱瞻，与杀害是一是二，自无须辩护也。”赵秉钧的公开信表明：他与应桂馨确有电函来往，但其内容皆是公事，并有原件可查，而非是为了谋杀宋教仁；况且应桂馨与洪述祖和他的电函，已经公开刊印、传播，众人皆知，事实可证，自然不需要申辩。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当年4月3日，赵秉钧在《新纪元报》上发表谈话称：“我和宋君，一任农林(总长)，一任内务(总长)，由同僚而成至契。我极佩服宋之为人……我和他无话不谈……”痛陈二人私交甚好。
4月28日，赵秉钧发布通电称，“本总理与宋案无涉”，“中央政府与宋案无涉”。袁世凯等人也不断为赵秉钧开脱。
在舆论的压力下，赵秉钧不得不以“感患牙痛兼头眩”为名提出辞呈。起初，袁世凯只批准他请假十五日，后来赵秉钧一再续假，两个月过后，袁世凯才批准其辞职。
对于赵秉钧辞职一事，赵纯佑信中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远避嫌疑，明哲保身；其二，“适值夙疾骤发，实即今谓脑充血”。赵秉钧曾发声明说：“现在秉钧旧疾复发，曾在北京法国医院调治，当有诊断书可证，已于4月30日呈明总统请假十五日在案，自未便赴沪。”
赵纯佑信中认为：“宋案主谋人证早经核实，为洪述祖其人。”
唐绍仪，字少川，系民国首届内阁总理。洪述祖便是由唐绍仪介绍到内务部任秘书的。此外，洪述祖出身帮会，系青帮大字辈，他与应桂馨互相勾结利用。洪述祖曾支持应桂馨将青红帮改组为“中华国民共进会”，并由应桂馨充任会长。
上海电报局搜获的有关应桂馨与洪述祖往来电报，多用“应”、“川”两个电报密码本。北洋政府曾委任应桂馨为江苏驻沪巡查长，并发给“应密”电本，供其向北京提供情报使用。洪述祖在唐绍仪内阁任职时就使用 “川密”电本发送电文。
另外，“因洪(述祖)系袁(世凯)之亲信，故电文径由洪转呈袁阅办，赵(秉钧)实不经手。”赵纯佑在信中谈到。这说明洪述祖和应桂馨之间往来电文，赵秉钧并不知情。
洪述祖在案发后逃往青岛德国租界，并通电声明，他与应桂馨来往函电中所涉及到的袁大总统和赵总理之言，都是他“假托中央名义”编造的。当时，袁世凯曾下令通缉洪述祖，经北洋政府多次与德使交涉，德方拒不引渡。1917年，洪述祖被抓获，经上海法院审理，于1919年4月5日以主使杀人罪名在北京被处以绞刑。
应桂馨早年在上海结帮行诈，为青红帮会首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由陈其美推荐担任总统府庶务长及孙中山的卫队长，后因违法乱纪被撤职，便又回到上海重操旧业。1914年初，自上海越狱的应桂馨来到北京，向袁世凯索要“毁宋酬勋位”。袁世凯不仅拒绝接见他，而且矢口否认与他的关系，后派人将其暗杀。
宋案发生以来，也有不少学者研究认为，宋教仁是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台湾历史学家张耀杰就明确指出，宋案幕后主谋乃国民党元老、时任沪军都督陈其美，其与应桂馨关系密切，渊源深远。上海东华大学廖大伟教授则从民国初年的帮会与革命党交恶、及与社会关系紧张的角度分析认为，宋案的发生，是因为应桂馨之流在社会转型中的角色和地位与革命党人形成巨大落差，因而产生报复心理；而国民党将推举宋教仁出任未来的内阁总理，所以应桂馨选择了宋教仁作为报复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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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