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外交部把领导婚育状况向全社会公开，这是部门层面的自觉探路。其良好的舆情反响，是其可借鉴价值的最好印证。

据报道，日前，外交部官网领导栏进行了更新，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谢杭生正式出任中央纪委驻外交部纪检组长。在其简历底部，特别注明的“已婚，有一子”颇为亮眼。这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事实上，自王毅出任外交部部长后，从2013年起，外交部部长助理以上的主要官员就都公布自己的婚育情况。此次谢杭生的婚育信息公开，也沿袭了其“传统”。

外交部的这一“创新”举动，不是偶然。早在2012年，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履新一个月之际，新华社就连续3天播发了“中共高层新阵容”人物特稿及图片，首次详细披露了现任领导人的个人经历与家庭情况。这在彼时被外界普遍解读为领导人新作风的展示，也备受好评。人们也由此对加强官员信息公开，寄予了更多期待。

领导干部家庭信息公开的意义不言而喻。一方面，包括婚育状况在内的干部家庭信息，属于公职人员应该让渡的“隐私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加强权力运行的监督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领导干部主动向社会公开自己的家庭信息，也利于塑造亲民形象，赢得民众信任。这层背景下，中央领导人公开自己的家庭状况，释放出率先垂范的信号。而外交部随后开始在部级领导简历中注明婚育状况，也属于对此的积极回应。

十八大以来，无论是“八项规定”、“六项禁令”还是反“四风”，由中央到地方都形成了“领导带头，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的践行路径，并取得了积极成效。

而今，外交部在部委中带头通过官网公布部领导的婚育信息，也是先行示范。公众也希望，这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都能引导“跟进”，这样也能在善举“扩面”式传递中，涵养公开领导婚育等状况成常态的氛围。

事实上，从十八大以来开展的从严治“官”看，公布各级领导干部的家庭信息也是属于箭在弦上的“改革”了。2014年上半年，中组部就下发了《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首次明确5类重点岗位“裸官”需清理。这表明，官员的家庭状况已成为干部管理的重要参考指标。

《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则明确，“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等个人信息是县处级副职以上的干部必须向组织报告的个人事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也要求，被选任干部任职前，相关个人信息“应当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

这些都是制度化安排。外交部在“向组织报告”和“一定范围内公示”的基础上仍有突破，把领导婚育状况向全社会公开，这是部门层面的自觉探路。其良好的舆情反响，也成了其可借鉴价值的最好印证。可以想见，这类公开越多，对反腐也越有增益。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落马后感叹，家庭成了权钱交易所。这也说明了“借公开之力打力”的必要。

无论是从自上而下“严要求”的政治惯例，还是就从严治“官”和反腐的现实而言，让更多地方和部门承接“主动公布领导婚育”的善意，都极具意义。而制度层面，也不妨在对领导信息公开要求、公开面规范上更进一步，以此为更具突破性的官员信息公开做好铺垫。

济宁时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