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英 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

10月10日，201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哈佛大学的奥利弗哈特和麻省理工大学的本特霍尔姆斯特伦两位经济学家因其在契约理论方面的研究贡献获此殊荣。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奖后，中国人对诺贝尔奖本身已经不那么耿耿于怀了，而话题意义淡去后，应该更加重视的是诺奖成果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就经济学奖成果于中国而言，其应该具有的指导意义更为明显近些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普遍对中国的发展充满兴趣，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甚至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这或许从侧面说明，先进的经济学理论契合中国的发展实际，是中国经济迫切需要吸收、消化的。

本年度经济学奖所表彰的契约理论，在中国就具有非同一般的价值。当下中国迫切需要普及对契约理论的认知，同时加强这方面的制度建设。刚刚过去的万科股权之争，在舆论场上出现了一些非常无知却大行其道的观点，这类观点过度将个人感情掺杂其中，而无视商业伦理规范，即表现出了国人对契约的漠视。再如，中企海外收购近两年如火如荼，股权交易频繁，但如果对契约缺乏深刻理解，出现过于盲目、欠缺考虑的收购及收购之后的整合问题，都可能令中资面临窘境。

事实上，契约的范畴及其应用绝不限于经济领域，法律、政治、社会等领域的诸多研究和实践都绕不开这一价值根基。现代社会即契约社会，而西方具有契约传统，中国人在契约精神方面的缺失则是普遍性的，当中国告别粗放式发展，寻求未来更为长足的进步，必须从契约精神等制度建构上下功夫。

如契约理论一样，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所垂青的理论贡献，多是由现实的问题生发而来，对经济现实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而中国作为全球最重要、最富活力的经济体之一，所出现的经济问题具有广泛性、代表性，因而也格外需要先进的经济理论指导自身的经济变革。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都是全球经济最为重要的试验田。从某种程度上讲，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成果主要是经济学家们反思欧美发达经济体的问题所得出的，对于中国等后发国家，这些理论成果不仅具有现实性，更具有超前的预见性，重视这些成果，而不仅仅是亦步亦趋地跟随发达国家既往的经济实践，有助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少走弯路、更富成效。

同时也应该看到，西方经济水平较高、模式较为成熟，经济积弊仍处于温和暴露和积累的时期，因此理论上的反思虽然不少，但变革的动力小、阻力大，而中国经济的变革刚过半途，经济肌体的活力相对而言仍然较为充沛，与此同时，很多经济问题在路径选择上仍悬而未决，这也决定了先进的经济学理论在中国更有应用的空间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非常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我看来，通过学习先进理论，中国可能挖掘出更多的增长潜力，乃至最终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经济体，而中国之外的后发国家，包括印度、越南在内，则不太可能复制中国在过去十几年间创造的经济高增长奇迹，超越中国更是奢谈。原因有两个，其一，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担负的角色是不可复制的；其二，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中国抓住了新经济崛起的时代机遇，新经济的崛起，意味着未来社会对传统的要素资源的依赖将不再那么强烈工业4.0的发展将使制造业不再对劳动力成本感冒，中低端的工业生产将像过去的农业一样满足全人类的基本需求，成为过剩行业，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才具有真正的竞争力，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传统的后发优势将大大弱化。

美国能够屹立世界，是因为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并且完全主导了第三次工业(科技)革命。当下，蕴含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新经济在中国表现出的活力并不逊于欧美，我们真正的短板在于制度，因此可以说，是时代机遇要求我们必须学习先进的经济理论。

济宁时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