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乾 时评作者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关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时，有委员提出一个问题，13个省区市为何到现在还没有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针对这一问题，有委员表示，落后地区办重点大学，可以考虑从内地整体搬迁，发挥举国体制的效力。（9月2日《新京报》）

委员提出的问题是确实存在的，但给出的解决方案却太荒唐。

将内地重点高校整体搬迁至边疆地区，这是一种权力万能论的观点，它试图依靠权力的强力对抗自然与社会的内在规律，塑造一种依赖权力维系的所谓平衡局面。

这种观念本来只应存在于权力控制一切，或者说权力不受约束的社会环境中，本不应该出现在权力应受制约、权力的运用应当遵循必要的规矩与社会内在规律成为普遍共识的社会环境中。

在权力不受约束的社会环境中，教育也罢，高校也罢，只不过是权力控制下的“棋子”，需要遵循权力的意志，承担本不应该由其承担的政治责任。在那种社会环境下，整体搬迁不是难事，无中生有也不是难事。

但在当今社会环境下，如果还试图采取整体搬迁这样的策略，试图依靠权力来塑造一种表面上的平衡局面，不仅不合时宜，实际上也不可能奏效。

首先在于，权力无法罔顾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破开文化场域的束缚，无视经济、社会、文化效益，整体搬迁一所高校，将属于这所高校的所有元素，包括教学设施、教学人员、教学理念与管理方法从北京、上海这样的发达地区搬迁至新疆、西藏这样的欠发达地区。

其次，违背教育的规律，斩断教育与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纽带，即便能塑造出一个新的局面，这样的局面也不可能是科学的、可持续的。试想，如果将清华大学搬迁至新疆或者西藏，这样的清华大学还是原来的清华大学吗，这样孤悬边疆地区的清华大学就真的能带来边疆地区的文化与社会的提升吗？

我们国家公办高校的办学经费确实主要依赖国家的拨款，但是，在办学经费之外，一所名校所赖以生存的其他资源，主要由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提供，北京、上海及东部地区之所以能诞生那么多名校，经济只是一个方面，文化、社会、观念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仅仅看到高校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拨款，就认为通过国家拨款的倾斜就可以塑造大学，就认为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政策扶持就可以创造教育格局，这是对权力的妄想。

实际上，除了国家权力通过办学经费所施加的控制，我们国家当前名校的分布格局在更深层来看乃是由传统与历史形成的。当前的这种分布格局，基本上沿袭自民国时代的分布格局，而民国时代的分布格局，又在很大程度上沿袭自更早的时代，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在历史中，在文化传统中，在社会与经济的变迁中所形成的。

当然，委员的观点充其量只是一家之言，但这样的一家之言却值得引起我们的警惕，不仅仅是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承担着立法之责，而且是因为这样的一家之言所折射出的一种在社会中可能普遍存在的需要我们警惕的权力万能论。

对委员所提出的落后地区缺少重点大学的问题，根本而言，乃是问题的表象。其根本的，或者说更重要的问题，是落后地区教育资源的匮乏与稀缺，以及国家对落后地区教育投入的不足。而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基础教育上下功夫，需要加大对落后地区基础教育的经费投入。真正考量教育是否均衡，根本上要看基础教育，而不是大学有多厉害。如果基础教育的问题解决了，基础教育办好了，就算缺少重点大学，也不是什么太过严重的问题。

济宁时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