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三喜 时评作者

8月28日，山东临沂徐玉玉案件A级通缉令中最后一名嫌疑人郑贤聪投案自首，6名犯罪嫌疑人终于全部落网。

这6名嫌疑人来自福建等地，平均年龄只有26岁，3人为90后，最小的不过19岁，低龄是他们的重要特征。媒体采访后勾画出了这个犯罪团伙的群像：年轻，有经济压力或人生不顺，希望快速谋财改变现状。其中，最后一名落网的主犯郑贤聪长年在外打工，与妻子离婚后一直单身，育有一儿一女。家中的房子为一幢尚未完工的2层小楼，红砖裸露，内外均未装修。而年纪最小的嫌犯熊超，97年出生，只比徐玉玉大一岁。嫌犯与受害者徐玉玉有不少共同点：来自农村，家庭贫困，处于社会的底层。

诈骗分子可恨，落网了的确人心大快，可是看到这几个略显稚嫩的年轻人，他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面目狰狞，穷凶极恶，甚至有人加入团伙才一个星期，我们是否还像之前那般愤怒，还那么想要“杀之而后快”？

6名诈骗嫌犯中有3人来自福建安溪，当地居民多靠采制茶叶和种植水稻为生。安溪之外，河北丰宁、湖南双峰也出现过手法趋同、数量众多的诈骗犯罪。地方经济发展落后，闲置劳动力太多，再加上沿海地区产业升级转型用工需求减少从而导致农村劳动力回流，都是导致诈骗犯罪多发的原因。对很多地方的年轻人来说，对未来的选择少得可怜：或者通过高考进入大学，进入另外一个生存轨道；或者早早结束学业，进入社会，过上与他们父辈相仿的生活。而诈骗被他们误以为是寻求快速致富的捷径之一。

而徐玉玉的家乡山东临沂，也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徐玉玉靠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才终于看到了摆脱父辈生存轨道的希望。如果我们更详细地了解她的生活环境，就不会再为她的被骗以及被骗后的反应感到诧异。在校园内，她的生活封闭、单调，生活的全部都是为了高考，其与外界接触的唯一渠道，或许就是学校播放央视新闻的那块大屏幕。

如果不是诈骗案，郑贤聪们与徐玉玉们可能永远也不会被放到一起供人议论。徐玉玉被选中，纯属偶然，她的同学中有不少人也接到了诈骗电话，不幸的是只有她上了当，并且因此失去了生命。而就算诈骗实施之后，诈骗者可能也不会知道电话另一端的人是谁，嫌犯说，他们也是在看了新闻才知道自己的诈骗对象是徐玉玉，因为按照一般的情况，案件很有可能会石沉大海，最后不了了之。

诈骗的本意是谋财，却没想到害了命。因为徐玉玉的死亡，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诈骗嫌疑人很快全部落网。可是真正“杀死”徐玉玉的，就只是那6名诈骗嫌犯吗？

电信诈骗成本不高、风险也不大，收益却可能高得惊人。诈骗者可以轻易获得发送短信的基站，在通讯公司办想要的各种电话卡，在网络上买到任何想买到的个人信息。通讯公司、学校、企业、网络都能给诈骗者提供便利，都能成为诈骗者的“盟友”。而诈骗完成之后，太多的诈骗案最后都不了了之。

另外，我们仿佛也看到贫穷在徐玉玉案中的身影。贫穷不是犯罪的理由，也并不必然导致犯罪。但是在犯罪的土壤中，贫穷一定是“养料”的一种。我们见到太多因为贫穷在法律边缘游走、不择手段积累财富的“底层互害”的故事。而杀死徐玉玉的，又难道没有贫穷的因素吗？看到这样的故事，愤怒恐怕已经远远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情感，其结果又怎是那几个具体的人能够承担的。

济宁时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