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鸣 时评作者

为本地官员性侵的女孩已满14岁庆幸，这是用族类相卫心态屏蔽了起码的良知，对恶失去了敏感。

近日，湖南慈利县国税局原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刘礼因“嫖娼”被双开，并遭到张家界市纪委通报。而被性侵者是个14岁零10天的少女。耐人寻味的是，慈利县宣传部有关负责人受访时表示，刘礼又倒霉又庆幸，倒霉的是他因嫖娼被双开，庆幸的是他在发生关系时那个女孩刚好满14周岁。这引发舆论哗然。

仍值懵懂的少女遭性侵，对她及其家庭而言，是莫大的不幸。从心理学上讲，女孩受到性侵犯后，极易留下心理阴影，出现创伤性记忆和退行等现象。只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有半点弱者关怀意识，都会对辣手摧花之恶“零容忍”，对该案中的受害者抱以同情。何况是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担有重责的公职人员。

诡谲的是，有关人员对性侵者作出“倒霉”和“庆幸”的评判：作为当地国税局纪检干部的刘礼因性侵少女被党纪政纪处分，是咎由自取，身为同僚在“怒其枉法”的同时，对其失足表示遗憾，可以理解，可将其受处分视作不巧的“霉运”而非自食其果，这是措辞有误还是认知扭曲？而“庆幸”他施害对象是“少女”而非“幼女”，则何止是冷血，更是是非紊乱的价值错位。

人都有护犊爱幼情结，而受害者就是个孩子，对其遭遇不暇同情，反而为性侵者可被轻罚而庆幸，这无关“保护干部”，而是用族类相卫心态屏蔽了起码的良知，是对恶失去了敏感。

的确，根据我国的法律界定，女孩不满14岁为“幼女”，只要与其发生性关系，无论知情与否，都按强奸罪定罪处罚，这不以“违背其意志”为要件；而满了14岁则属于少女，若其出于自愿，与其发生关系可不必承担法律责任，作为干部或许仅需承担政纪责任。

事实上，当地对当事官员性侵少女的行为定性为“嫖娼”，已引发很多质疑：既然已确认包括受害者在内的多名少女，是被人招嫖牵线，引诱、胁迫卖淫，那发生性关系也就无所谓受害者“自愿”，有律师就讲到，“与被强迫签订的合同是无效合同一样，女孩被胁迫卖淫不能算卖淫”，对其性侵也涉嫌强奸；罔顾这些，认定其行为是“嫖娼”，潜台词即受害者是“卖淫女”，合理性值得拷问。

退一步讲，即便是“嫖娼”，涉事官员也得遭治安处罚，而不可被以纪代罚。在很多国家、地区，对性侵未成年人的构罪年龄不是卡在“14岁”上，而是定得更高或将年龄作为定罚重要依据。依照我国香港《刑事罪行条例》，男性跟未满16周岁的女性发生性行为都属于非法性交，要负刑责。在我们这，从法理上讲，嫖娼少女，也该将后者“14岁零10天”的年龄特征作为治安处罚时从重的情节，而不能因几天之差造成处罚力度的彻底断链，让施害人生出侥幸心态。

为官员性侵对象满了14岁而“庆幸”，让人大跌眼镜，也是对公众情感的刺痛。“三观”混乱到这个程度，不啻为自我抹黑，也离“做公仆的自我修养”太远太远。

济宁时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