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两会”期间，涉及医改的讨论非常引人瞩目。日前，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洁夫的提案聚焦“深化医改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两个问题”，引来媒体舆论的不少关注。黄洁夫表示，“行政化+商业化”畸形的公立医院的事业单位体制应该改变，要鼓励社会办医和促进民营医院发展，重心转向“建机制”和“改体制”。“现有的13000多家公立医院应进行结构性改革，公立公办、公办民营、混合制改革”。

医改陷入的困境，近年来以各种方式呈现在媒体报道上，显示出医疗体制改革正在面临巨大的问题。中国医疗资源的供给，已经陷入总体供不应求，分配极为不均，大医院高投入和基层医院闲置产生的浪费现象。

正如黄洁夫所分析的，医改仅聚焦于医保层面提标、医院内部管理，对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中国现行医疗服务体系并未触动，供方的利益格局并未调整，公立医院试点集中在县级医院，位处医疗服务链的“下游”，而“上游”的大医院改革未积极推进，至今未产生可推广的模式。

医改的目标，其核心当然是提供更充足、更均等的优质医疗服务。而能够提供优质医疗服务的主体，不是其他，只有医护人员。医护群体是一个具有较高知识壁垒的专业人士群体，这意味着许多医改问题势必会涉及专业知识与专业细节，这不是政策专家也不是政府官员所能顾及到的。因此，医改的关键，在于解放医生。

医生应当是流动的，医生提供的服务更应该是广泛流动的。但在总体上，目前医生还是一种“单位人”状态，市场化改革并没有延伸到医生职业体制，医院与医生的捆绑现象非常普遍。优质医生与优质医院的结合，导致医疗资源的过度集中。与此同时，国家针对公立大医院的持续高投入，又导致了资源进一步集中。据统计，2013年全国公立医院财政补助收入1297亿元，比2008年翻了一番多。但是，大型公立医院在最近几年的疯狂投入和扩张，并没对医生处境无论收入上还是工作压力上有明显改善，主要用途在于建造新的院区和购买仪器设备。

医院的核心在于医生，没有充满活力、积极热情的医生，硬件再好也无济于事。更何况，公立医院在产业化的进程中，因为定价权的限制，被迫依赖“以药养医”或者其他逐利性的运营模式，使得整个就医环境大有每况愈下之势。公众生活水平的提升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将导致未来中国医疗服务供给的困境越发显性。“重药品，轻服务”，“重医院，轻医生”，一系列扭曲的政策，既无法提供更加均等化的服务，又导致许多医生的压力倍增。

理论上，全国13000多家公立医院理应承担的最大责任，是提供最基础的、兜底性的医疗服务。反过来，对价格不敏感，对医疗服务品质要求更高的群体，供给方应该是民营市场化的医院。但现实的情况却截然相反：一方面，公立医院占据了最好的资源，垄断性的状态导致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衡，患者就医体验差，当值医生压力巨大；另一方面，民营医院“在营利和非营利之间徘徊”，定位不清，人才匮乏。这说明整个医改的方向至少有部分出现了差错。

基于此，解放医生的要义还在于让医生参与到医改方案的讨论和决策中来。毫无疑问，政府是医改的主体，但实际承担医改方案制定、决策和反馈的人，必须以医生为主力军。赋予医生权威，促进医护人员职业道德的提升，这是走出目前困局的当务之急。也只有从信任医生出发，权威才能逐渐累积，争议、冲突和荒诞才能退出就医的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