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作者 常江

欧洲中心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早已在学术研究领域受到系统批判，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中美学者的“点缀”功能。

很多欧洲知识精英的一个令我最初深觉震撼的共同特征，是对美国及美国文化的反感。

前些天在伦敦见了几个英国朋友，闲聊之中，几乎无一例外谈到对美国的看法。一位医生朋友说：他有时坐诊到深夜，因无暇吃晚饭而饥肠辘辘，但“宁可饿一夜肚子，也绝不吃麦当劳和汉堡王”。另一位同为大学教师的朋友则称，英国的各种社会制度正在远离欧洲传统，向美国靠拢，“有了钱就拥有了一切，没钱就只能干等死”。而我在日内瓦大学的一位同事，前段时间刚刚从美国讲学回来，一到办公室便对大家各种“吐槽”美国的不好。我不知道他们的这些话只是欧洲知识分子为了表达一个强烈的观点而刻意选择的一种姿态，还是对美国的成见真的已经渗透至欧洲社会的方方面面。年轻一代或许都在看好莱坞电影、喝可口可乐、听美国流行音乐，但美国式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欧洲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中，的确没有什么市场。

欧洲知识分子对美国最大的“不满”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特别不习惯其高度商业化和私营化的社会体系，特别是医疗和教育体系。这在习惯于将这两个领域视为公共服务范畴的欧洲人眼中，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位汉语精熟的朋友甚至用杜甫的那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来形容“穷人没钱看病”的美国社会。

而另一方面，则与美国主流文化的通俗性和流行性有关。或许在欧洲人眼中，“没文化”的美国人竟俨然成了“西方文明”在当代世界的前沿和代表，这一事实远比美国文化本身的浅薄更令人气愤。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前些天和一位同行讨论今年“奥斯卡奖”的最佳影片《聚焦》（Spotlight），这部在美国内外广受好评的现实题材影片在我的这位同行眼中“根本不能算是电影……只是个蹩脚的新闻片”。

欧洲中心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早已在学术研究领域受到系统批判。最近几次我在欧洲参加的学术会议中，组织者均会邀请若干位美国及中国的学者到场，以免除“欧洲中心主义”之嫌。但在实际的进行中，却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中美学者的“点缀”功能没有人会反驳你提出的观点，哪怕它有明显的逻辑漏洞，因为那将被视为政治不正确。

有趣的是，欧洲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倒是普遍颇有好感，其中不乏那些在年轻时就受左翼文化和社会思想影响的人。在美国时，我很容易卷入对于中国事务的讨论和评论；但在欧洲，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有着文化和制度独特性的国家。“事实上，我觉得欧洲和中国更相像”，一个年轻的欧洲艺术家这样对我说，“这两个文化里的人至少都保持着对公共生活的崇敬”。也许他说得对，但以“像不像”自己作为衡量异文化高低优劣的标准，会不会是另一种更为隐晦也更为深层的文化中心主义呢？

济宁时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