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泛突厥主义”博同情 依靠二十个组织“谋大业”

“东突”为何把土耳其当庇护所

年轻的买买提·艾力两年前从新疆去土耳其“留学”，受到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的“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主动“帮助”，在接受“背景审核”等严格甄别与洗脑流程后被接纳为“东伊运”组织正式成员，受该恐怖组织派遣赴叙利亚与政府军作战，之后又“奉命”回新疆准备破坏活动。这是前不久中国反恐权威部门官员向《环球时报》独家披露的消息。土耳其是“东突”势力的重要盘踞地，在对新疆局势影响最深的外部环境因素中占有特殊地位。自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与土耳其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取得很大发展，近年来，这种关系进一步深化。但由于历史、人文、宗教和国际政治等多方面原因，土耳其仍存在着同情和支持“东突”分裂势力的社会因素。土耳其国内依旧存在的“突厥”情结，使得“东突”势力仿佛找到一个“庇护所”，靠着在那里大大小小约20个组织，总想搞出点动静来。

在土耳其能看到“泛突厥主义”催生的蓝底星月旗

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有时可以看到一种怪异的旗帜。2008年北京奥运圣火传递途经伊斯坦布尔时，约200名“东突”分子聚集在火炬传递出发地点，手举“东突”旗帜——蓝底星月旗，高喊分裂口号，有的还想抢夺火炬。“东突”分子在设计所谓“国旗”时参照土耳其国旗式样，除了颜色，两者图案几乎完全相同。这个细节体现出“东突”分子与一些土耳其人无法割裂的历史联系。

土耳其人史称突厥，8世纪起由阿尔泰山一带迁入小亚细亚，13世纪末建立奥斯曼帝国，16世纪达到鼎盛期。最强盛时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19世纪明显衰落。面对列强的雄起扩张和帝国的分崩离析，当时的一些社会精英推崇“泛突厥主义”，以图民族复兴进而恢复帝国昔日辉煌。同时期，以奥斯曼帝国君主为最高领袖的伊斯兰世界面对西方殖民主义扩张冲击也产生了“泛伊斯兰主义”。“双泛”思潮很快成为奥斯曼帝国上层利用的工具。由于奥斯曼帝国政府的积极输出和某些出境经商、留学和朝觐者的主动引进，20世纪初“双泛”思想在新疆蔓延，构成民族分裂主义源头，并在新疆催生了1933年和1944年两次“东突国”闹剧。

土耳其共和国在帝国废墟上建立后，文化上未能摆脱“泛突厥主义”影响，“突厥”情结仍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加之上世纪中期土耳其加入北约组织后被视为国际两大阵营对抗的前沿阵地和意识形态对抗的“绿色屏障”，自然也就被新疆的民族分裂分子视为“庇护所”。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和中亚各突厥语国家相继独立激活了“大突厥”梦幻。在土耳其“泛突厥主义”情绪升温之时，在土“东突”势力开始活跃起来，“东突”组织及活动明显增加，对我国境内的渗透和影响也明显加大。

土耳其是除中亚外，境外维吾尔族人聚居最多的地区，约有10万人。在这个总人口7000多万的国家，土耳其族占80%以上，库尔德族约占15%。目前在土耳其的“东突”势力主要包括三类人：第一类是历史上分别发生于1933年和1944年的两次所谓“东突国”闹剧失败后，特别是新疆和平解放前后经南亚、中东等地辗转流亡到土的某些新疆人的家族成员。早年这类流亡者被土耳其政府接纳为国民，集中安置在土耳其中部城市开塞利的耶尼马哈莱区和西部伊斯坦布尔的橄榄角区，这些人的家族至少有三四代人全部自然沿承土耳其国籍，他们中有不少没到过新疆。

第二类是各时期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后陆续赴土留学、工作和经商，或以朝觐名义前往沙特等国转道赴土的部分新疆人，他们主要分布在安卡拉、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等大城市，其中有些人已定居。

第三类是多年来因在我境内参与非法活动受打击或在国际反恐举措下受打压到土寻求庇护的“东突”分子，多聚居于伊斯坦布尔。他们中大部分人生活状况一般，少数人有比较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有的人是靠搞“东突”活动生存或敛财。还有一些人对在土耳其的生存状况不满意，想移民到欧洲国家，为达目的他们甚至编造受到中国政府迫害的谎言，但这种招数已越来越不灵了。

高温津贴数年未涨 尴尬了谁直隶巴人的原贴：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