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是孙中山最亲密的战友,辛亥革命的伟人。作为他的女儿,廖梦醒(1904-1988)一直是中共的秘密党员。但当她回到解放了的土地上,开始为新中国工作时,在工作和生活上却面临种种困难和考验。本书作者以女儿的眼光,真实地记录了这位不平凡的女性的人生故事。
“孙夫人还在上海”
从1948年底起,香港党组织租了往返香港与东北的外国货轮,把民主人士分批送去解放区,为召开新政协做准备。潘汉年派人为我家安排北上事宜。外婆何香凝、妈妈廖梦醒带着我们几个孩子离开香港,于1949年4月11日抵达北平。
在站台上,妈妈首先看见了周恩来、邓颖超、林伯渠,还有许多先期到达的民主人士及早期的黄埔军校学员,他们热情地上前和外婆握手。妈妈出生在香港,入党后长期在白区工作(充当我们党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络员),这是第一次踏上解放了的土地,热烈的场面令她感动得落泪。出站的时候,邓颖超拉着妈妈的手说:“你一直当秘密党员,现在北平已经解放,你的党籍可以公开了。”妈妈说:“上海还没有解放,孙夫人还在上海,公开我的党籍是否会对她不利呢?”她表示还是过一阵再公开为好。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周恩来一再写信给宋庆龄,请她北上,并派邓颖超专程去上海迎接,妈妈陪同前往。到上海后,邓颖超让妈妈先去和宋庆龄打个招呼。当妈妈身穿灰布制服,头戴灰布军帽出现在宋庆龄面前时,她还以为来了一个女兵,妈妈叫了声“Aunty”,她发现是我妈妈,这才笑了起来。
1949年7月23日,我从华北大学毕业。当时南方许多地方刚解放,急需干部,很多学员报名参加“南下工作团”,我也跃跃欲试。听动员报告时,我知道区队长胡华要去中央开会,便从笔记本撕下一张纸,匆匆写了几个字,托胡华带给周恩来。没想到当天周恩来就派人送来回信:
李湄:
七月二十三日来信收到。你是否应该立即工作还是继续学习,应由学校负责机关及你所属的团组织来决定,我们不应从旁干涉的。你要问我个人的意见,我不反对你工作,但工作地区不宜离开你妈妈太远。到群众中去,北方也有群众啊!你好。
谁都知道,周恩来从来不照顾自己的亲戚,可是他对我妈妈的照顾却细致入微。而最大关怀,莫过于把我留在了她身边,以及在“文革”中保护了她。这两件事妈妈当时都是不知道的。
新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开幕了。外婆何香凝、舅舅廖承志和妈妈廖梦醒都参加了会议。一家出三个代表,一时传为佳话。
“让我当秘书吧”
在北京安定下来后,邓颖超安排妈妈去全国妇联工作。当时妇联国际部部长是瞿秋白的爱人杨之华,除了她之外只有一个叫戚云的人。杨之华对我妈妈说:“国际部现在只有我们三个人。我是部长,你是副部长,戚云是秘书。”妈妈从来没有当过什么“长”,听杨之华这么一说,便诚惶诚恐地提出:“副部长我当不了,让戚云当副部长,我当秘书吧。”妈妈是个直率的人,说这话并不是客气,是她的真实想法。
妈妈负责的第一件工作,是为亚洲妇女代表大会在中山公园搞一个展览。妈妈不熟悉新的工作环境,遇到了许多具体问题,如:预算经费只到位十分之一;做木架的商家追着要钱,想请示领导,却到处找不到人。一天晚上,下起小雪,妈妈看着工作人员给苏联馆盖好油布才回家,到家已经很晚。刚要睡下,有人来电话说苏联馆塌了,吓得妈妈赶紧冒着雨雪跑去。一看,展览馆好好的,根本没事,是有人在作弄她,妈妈气得掉泪。到做总结的时候,又有人批评妈妈是事务主义,妈妈很委屈。
那时妈妈的党员身份还没有公开,协助她工作的几个人是基层来的小青年,其中一人说妈妈是“民主人士,不会办事”。妈妈反驳道:“我参加革命的时候你还是个孩子呢。”为此,回到国际部,妈妈受到批评:“缺乏组织性纪律性,暴露秘密党员身份。”不知为什么,妈妈的党员身份直到1953年才公开。
建国初期,即便是妈妈这样的老党员,也因受过西方教育,长大后有很多旧的习惯,而成为另类,人们背后说她是“党内民主人士”。妈妈不习惯老区的思想教育方式,她也不善于在会议上作长篇大论的发言——而这些都是当领导的不可或缺的本事。因此,妈妈当领导,就像被放在炉子上烤一样。一天,有人当面对她说:“你根本没有资格当副部长!”妈妈就找邓颖超:“本来我就没有能力去领导别人。我的能力大概只能去打字。领导不用顾虑我没犯错误不好降我的职,如果分配我去当打字员,我也愿意。”邓颖超安慰妈妈不要胡思乱想。
搞展览会的时候,妈妈每天很晚才回家。到家时,外婆已经就寝。外婆习惯于子女每天早晨向她道早安,晚上向她道晚安,现在多少天也见不到妈妈人影,外婆很不高兴,以为妈妈在故意躲她。外婆是个直肠子,高兴不高兴全摆在脸上。妈妈难得一天早点回家,外婆也不给她好脸色。妈妈后来说,这段日子很不好过,“在机关看白眼,回到家看黑脸”。
妈妈决定搬到机关宿舍去住。那时大家都吃食堂。妈妈吃不惯北方饭菜,得了神经性胃病,每顿饭后都呕吐。心理学家丁瓒给妈妈看过病,他告诉舅舅,妈妈有抑郁症,发展下去后果堪虞。舅妈把这情况告诉了我,要我注意妈妈的情绪,我很震惊。那时我只有十几岁,还不懂得妈妈的痛苦。爸爸李少石已牺牲多年,有同志劝她再婚,但是她忘不了爸爸,也怕我不接受,就拒绝了。
机关常常要填各种表。每次填表,“出身”这一栏都使妈妈犯难。外公毕生跟孙中山搞民主革命,孙中山是共产党肯定的,外公是“革命先烈”,也是共产党承认的。但外公又是国民党的高官,而国民党是共产党的敌人。妈妈搞糊涂了。结果,她在“出身”一栏里填的是——“革命官僚”。
妈妈开始写东西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妈妈百病缠身在家休养时,开始写些东西。1957年外公八十诞辰,妈妈在《工人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父亲廖仲恺之死》的文章。不过,那时她主要搞翻译,译作大多登在《人民日报》副刊。可惜她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可能广泛接触外文书籍,便只能降格以求,逮住什么翻什么。
妈妈精通英语和日语。在家休养,没有谁要求她去研究日本问题。可是她在日本长大,熟悉日本,觉得应该去研究。她在一个小本里记录下各种各样的日本问题,包括:日本劳工运动状况、日本人修改宪法的斗争、日本的旧家族制度、日本农村妇女问题、日本的“儿童宪章”等等,应有尽有。妈妈总是自觉自愿地做这做那,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是出于一种责任感。
上世纪60年代,“末代皇帝”溥仪写过一篇日记:“下午,遇廖梦醒,勉励要不断努力、上进、争取,如能入党,更是惊人创举。改造中,自己虽有进步,主要更在于现在和将来的努力……”这篇日记后来公开发表,题目是《应永记廖大姐最恳切的期待》。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妈妈去协和医院探望病人,在走廊里遇到了溥仪,妈妈和他握手问候之后,就直截了当诚恳地鼓励他好好改造,说以后还可以争取入党。溥仪大为感动,回家当即写了这篇日记。我想,溥仪所接触到的人,不是向他点点头,“今天天气哈哈哈”,就是干脆什么都不说,谁也不会像我妈妈那样,在人来人往的走廊里与他大谈思想改造,还鼓励他入党。溥仪一定觉得妈妈与众不同,特别真诚。妈妈其实口才并不好,她不善辞令,但她的真诚常常感动别人,就像一团火,谁来熔化谁。
1963年外婆当选人大副委员长,《何香凝传》就是这时提上日程的。妈妈接受了帮助写作班子收集材料的任务。“文革”前几年,妈妈主要就是干这件事。“文革”开始后,写传计划告吹,1969年妈妈随时可能被逐出北京,她就将辛苦收集到的一大箱材料送到外婆家保存。
家传的“迟钝”
妈妈晚年除担任政协委员外,还有一堆不用理事的“理事”:中国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日友好协会理事、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好在她并不把“官职”之类放在心上。廖家的人好像对此都相当迟钝,从外公开始,外婆、舅舅都如此。对于自己朋友,妈妈也搞不清谁是什么“官职”,她只知道这人是“重庆时代”的朋友,那人是“上海时代”的朋友,这就够了。妈妈不习惯官场习气。我手上有一封信,是外婆的秘书廖承慧写给妈妈的,廖承慧是妈妈的叔伯妹妹。她在信中对妈妈说:“廖主任”(即舅舅)如何如何,“何副委员长”(即外婆)如何如何,妈妈看了很反感,她在信上批了两句:“这是什么意思?你把自己从廖家出族了么?”但批完后,信并没有退回承慧姨,妈妈只是抒发自己的不满而已。
妈妈的价值观与众不同。别人看重的,她未必珍视;别人觉得没什么的,她却很珍惜。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家用小电器很吃香,海外亲友送的照相机、按摩器、果汁机等等,她随便放在柜里,可是东京浅草老太太送的小扇子却宝贝似地锁了起来。一次,我问她:“中国名人你认识不少,外国名人你认识哪些呢?”她想都不想就答:“罗森医生。”我很意外,说:“他又不是名人,只是医生。”她认真地说:“他是个有名的耳科医生呀!”萨缪尔·罗森医生是美中友协创始人之一,宋庆龄的朋友,他访华时宋庆龄请他给妈妈看过耳朵。
曾祖父李胜在广州河南龙光里有一排房子,是三个门牌号相连,其中龙光里10号二楼留给我爸爸作遗产。1972年祖母去世,妈妈把龙光里10号二楼,连同里面一厅两房的全部红木家具,统统捐给了政府。
我家的家具却是上世纪50年代公家配发的旧家具,到80年代,已经破烂不堪。两张沙发两边的扶手也磨得露出棉花。改革开放后,常有来自海外的亲戚朋友到家里探望妈妈。每次来客人,就得找出一些花花绿绿的小布,铺在沙发扶手和后背上,并盖住乱七八糟的杂物架。好在经过我一番打点,客人们照出来的相片还挺像样。1984年妈妈在北京医院住院的时候,隔壁住的是妈妈在香港地下党时的同志林涧清,他得知我们有这些琐碎的难题,就帮我们一一解决。中办给我们送来一套似乎是人大会堂退役的沙发,还好心地加了两条地毯。
1984年妈妈被调整为副部级待遇。据说,是因为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对妈妈单位的人说,廖家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很特殊的家族,老一代的人已经没有了,这一代也因廖承志去世,只剩下廖梦醒了,应该善待她。妈妈这时已行动不便,但提高待遇之后,大米和牛肉有了保证。
妈妈在家里可是一贯享受“高干”待遇。我们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是稀罕食品,要集中供应妈妈,自我以下各辈人等不能分享她的专用。这些专用食品,孩子们称之为“婆婆级”。
摘自《梦醒——母亲廖梦醒百年祭》李湄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2月版23.50元
来源:上海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