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九一八事变，就不能不提到张学良。在大家普遍的映像中，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的关系就是张学良尊奉蒋介石的命令不抵抗。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九一八事变可以说与张学良紧密缠绕。事变前，张以无知者的无畏和自己都承认的无能创造和加速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而事变爆发后他又以军阀的自私与懦弱违抗中央政府抵抗的命令将东北拱手让人。可以毫不夸张地总结——张学良就是九一八事变中国最大的罪人。
皇姑屯事件到东北易帜：中国得到最好外交环境
原本试图继续进一步窃取中国东三省利益的日本政府，在关东军皇姑屯事件帮倒忙自乱阵脚的干扰和东北易帜事件的进逼下，已经被迫追求维护已得利益的防御态势。
皇姑屯事件关东军帮倒忙自乱日本政府阵脚
前几期《重读抗战》中我们已经提到，在张作霖多年来引狼入室的卖国之下，日本在东三省获得了大量的利益，被称为“满蒙利益”，日本也将东三省视为“满蒙生命线”。
1927 年，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节节胜利，奉军的败退和中国统一的趋势震动了一向把中国的满蒙视为自己生命线的日本。田中义一组阁不久即出兵山东阻止国民革命军北进，而且召开东方会议研讨对付张作霖和解决满蒙问题的方法，做出了 “万一中国战乱波及满蒙，有害及日本特殊权益之处时，不问其为中国之任何方面，日本均将对之采取适当措施”和 “对张作霖铁路土地商租及违约问题继续交涉”之决定。
田中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在南北对抗不利，北伐军大举北上的形势下，只要日本“驯服”有术，已经有点“不听话”的张作霖仍会“回心转意”。在他们看来这个合作多年的代理人仍有相当的利用价值，仍然是华盛顿体系下日本攫取在华利益的最佳代理人选。
因此田中希望在蒋介石统一中国本土之前，有必要使张作霖先同意商租权和敷设满蒙五铁路的问题。如果用条约的形式保证了这些权利，那么，即使革命波及满蒙，田中自信日本能使那时候的当局无论是张还是蒋承认这些条约。
为防止或延缓革命军的北进，日本外务省采取公开支持张作霖的路线，“让张迅速返满，以便维持东三省治安”，在此情况下，山本条太郎来到北京强迫张签署五铁路合同，张因日本有掩护他撤回关外且帮助阻止北伐军出关的许诺，5月7日同意秘密签署，5月13日签了延海、洮索两线合同，5月15日签了吉敦延长线、长大线合同，这4条铁路定于3个月后开工，吉五线则留待去奉天签。正是这个留有尾巴且没有换文的密约成为后来日本向张学良多次要求交涉的依据。关于《满蒙新五路协约》的签订，山本条太郎曾得意地说：“这等于购得了满洲，所以不必用武力来解决了。”
与田中内阁的打算不同，日本关东军的打算是除掉张作霖，在东北制造动乱，于乱中建立亲日政权。6月4日张作霖从北京乘专列撤至皇姑屯时被关东军过激分子秘密炸死，是为皇姑屯事件。该事件发生后，东北局势并未朝着肇事者关东军所希望的乱中取胜的方向发展，反倒是打乱了田中的外交部署。特别是《满蒙新五路协约》的签字文本在皇姑屯的炸车中随张作霖的列车灰飞烟灭，令田中长时间来的努力顿时化为泡影。之后日本所有试图让张学良承认此条约的努力都相当于从0开始。
以田中为首的逼张派根本没有料到关东军真会干掉张作霖。据田中义一的长子田中龙夫（原众议院议员）说：田中首相接到这一情报时，正在吃饭，不由得摔掉筷子冒出一句：“糟了!”，他非常愤怒地说:“陆军干出这种事来，使我们的计划化为泡影”。——猪一样的队友完全帮了倒忙，田中原本丝丝入扣的计划顿时阵脚自乱。
东北易帜日本更加被动
而更加让田中内阁被动的是“东北易帜”。
日本对于“东北易帜”南方国民政府的态度，在1928年7月16日林久治郎特使拜访张学良的时候已经彻底揭露：林十分清晰地表达了这一立场，他说：“（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我国在东三省保卫既得权益方针是绝对不能两立的,与南方合作就无异于同我国对抗。”
对于张学良易帜的谋划，日本方面的对策主旨是“坚决阻止东三省政府同南方合作”,并软硬兼施。一是向张学良强硬表示,“如果同南方妥协,将严重伤害两国关系”;一是采取收买策略,“假如张学良不倾向南方,恪守保境安民的中立态度的话,日本愿支持张学良的现在地位,并考虑协助抵抗南军的进攻”。
日本在东北易帜时间上的强硬（也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引起了英、美各国的不满，他们以日本干涉中国内政违反华盛顿条约，向日本政府一再施加压力，日本在野党也乘势指责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加强了反对田中内阁的活动，田中内阁开始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在国际舆论的压力和日本国内形势的演变下，1928 年 11 月，田中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了对中国东北易帜的干涉，在日皇加冕典礼上，特向张学良派去的特使莫德惠等人承认东北易帜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表示: “东北易帜事，只要维持日本在满蒙的既得利益即不反对。”这一表态标志着，原本试图继续进一步窃取中国东三省利益的日本政府，在关东军皇姑屯事件帮倒忙自乱阵脚的干扰和东北易帜事件的进逼下，已经被迫追求维护已得利益的防御态势。
而很快，在田中内阁倒台后，滨口雄幸组建的内阁中，整个20年代主持日本外交提倡融入华盛顿体系，对中国不干涉内政的币原喜重郎再次担任外相，新内阁宣布：“刷新日中邦交，敦睦善邻之谊为当前一大急务”。东北的外交态势进入最有利的环境中。
无能的代价：张学良浪费最佳外交态势
1929年5月1日，在旅顺召开的关东军“情报会议”作出结论：张作霖死后，日本解决满洲问题，除行使武力之外，别无选择。
张学良所在的位置本可承担外交缓冲作用
在张学良面前的，是一个微妙的外交格局。一方面6月9日，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完成了北伐。在济南事件后的日益高涨的反日民族运动推动下，7月7日国民政府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掀起了收复国权运动的潮流。
另一方面，日本方面的表态言犹在耳“（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我国在东三省保卫既得权益方针是绝对不能两立的,与南方合作就无异于同我国对抗。”、“东北易帜事，只要维持日本在满蒙的既得利益即不反对。”
两者之间是绝对的对立：日本追求的是保护已有的“满蒙利益”，而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废约”、“收复国权”则不能容忍日本的“满蒙利益”。
两者之间的绝对对立，同时也提供了极大的外交纵横捭阖的空间。东北易帜后的张学良集团，正好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但在财政、外交、军事、交通等各方面又保有相当的独立性，正可在日、蒋间予以外交弥缝填补，以保证东北领土主权的安全：一方面摆出与日本可以合作的态度，使日不会因“满蒙利益”断然无望而铤而走险，破坏华盛顿合约对东北进行直接军事占领——就是后来九一八事变发生的那样；另一方面则可利用外交态势的改善，经由谈判渐次回收被张作霖大卖特卖的权益。同时也给予币原在“满蒙利益”上实际交涉的“外交成果”，从而使其可以压制日本国内的激进派力量。
如此操作，需要操作者本身具有长远的政治眼光和真正的政治智慧，以及圆滑、灵活的外交手腕。
而张学良恰好不具备。
张学良的无能导致无法胜任
张学良曾说：“我父亲是想和日本合作的，我自己也是同一心情。但干这种事的正是日本人，我怎么还能与日本合作呢？换句话说，我父亲与日本人合作被杀了，如果我还和日本合作的话，那不是我比我父亲更容易被暗杀吗？因此我不能和日本合作，合作就是卖国贼”。
这段话实际上承认了其父张作霖的卖国贼身份。但另一方面也说明的是，他真正是因为“不是我比我父亲更容易被暗杀”而“不敢”。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没有这个才能。
对于接任其父的职务，张学良一直以自己资历不够推让不就，他剖析自己不堪重任时说：
“我的性情：放逸、急躁、嫉恶如仇、不能容忍。徒有求治之心志，而乏治理之才能，不适于军政大任。”
这话非推脱之语，而是实情。
张学良面对的政治变局比张作霖时代更加变幻莫测。而其需要面对的对手，无论是已经在东北获得巨大利益的日本，还是北伐气势正盛的国民政府，都比张作霖一直要面对的对手更加强大和难缠。张作霖的死已经证明，他那种小聪明加流氓式的外交手腕已经无法应对，更何况连小聪明都没有张学良？
而张学良麾下，又继承的是濒临绝境、仅靠一点封建意识和死者余威勉强维持的政治集团。
张学良由此从心底发出慨叹：“我没有我父亲的能耐……我应付不了。”
没能耐、应付不了——这是张学良的真心话。
于是，张学良的选择，让最好的外交态势得到了最差的结果。
因为自觉应付不来，张学良面对日本方面的外交交涉，干脆直接踢给国民政府处理。本来外交方面,总的说权力归于中央政府,但东北亦有自行外交活动。张学良与蒋介石商定,东北外交完全归中央办理,而在内部决征询张学良之意见。此后南京政府控制了东北的外交机构并直接任命东北外交官员。到九一八事变前夜的万宝山事件时,南京政府外交部称,万宝山事件是地方事件,由地方当局处理,但当时负责对日交涉的是外交部驻吉林特派员钟毓,对日交涉是在南京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
又如面对日本对《满蒙新五路协约》的交涉，张学良声称铁路交涉问题须由中央政府作主，而南京国民政府早在 1927 年 11 月 23 日二次北伐前发表的四项声明里第三条 “未经国民政府参与而进行修改和批准的条约一律无效”; 第四条 “有关中国的条约而国民政府未曾参与者，对中国无约束力”。此后，但设此类交涉张学良就以“需要国民政府的同意”之语回避日方提出的要求。张学良自己固然不再有责任，但原本可以在日、蒋间起到的外交缓冲作用也就完全不存在了。
张学良的不愿和不能作为，让态势回到了日蒋直接对立的状态：日本视为必须守住的既得“满蒙利益”蒋政权视为必须不能存在，双方连谈判的空间也不存在。连一直以来对华使用不干涉内政协调外交的币原，也对此束手无策。
币原决定先解决现实问题，同中国缔结关税协定，对棘手的“满蒙悬案”日后待机提出再议。1930年1月11日，日本代理公使重光葵与中国外长王正廷签订《中日关税协定》，南京接受在3年内不增加主要日货关税，并允偿还“西原借款”等旧债。日本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重光葵在其著作评论道：这是“币原外交”的“全盛时期”。1930年，“日本政府和军部都同国民政府建立了良好关系”。两国邦交“开始走上了正轨。”
但事实上，“良好关系”只是假象，双方在最核心的“满蒙利益”上没有谈判空间，原因在于，本来可以存在的缓冲空间，被张学良的“应付不来”和“不能”直接压缩为零，币原也只有一招“拖”而不决。
也因此，向以“协调外交”为标榜的币原外交，屡屡被国内激进势力抨击为 “软弱外交”、 “迎合外交”。1931年1月24日，满铁总裁松冈洋右在日本国会上公然提出：“满蒙问题关系到我国的存亡问题，是我国民的生命线，无论在国防上、经济上均是如此”，接着，松冈质疑 （滨口）内阁 “成立一年半以来，究竟在满蒙之地有何作为？”指责币原外相 “绝对无为的旁观主义”。币原喜重郎答辩称， “对松冈君的批评感到意外”，并阐述他的 “外交经济化”。但币原的辩驳毫无疑问是无力的，日蒋双方在“满蒙利益”问题上势同水火已经人尽皆知，并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巨大的要求“强硬”的民间呼声。
关东军倒是在1929年就已经明白地认识到张学良不愿也无能作为的最终结果。1929年5月1日，在旅顺召开的关东军“情报会议”作出结论：张作霖死后，日本解决满洲问题，除行使武力之外，别无选择。
九一八事变不发生，东北不沦陷的可能，就这样被张学良挥霍了。
无知者无畏：张学良的妄想和蛮干促成苏日联手
即没有能力，又没有自知之明，不自量力的张学良，坐镇东北这个各方利益错综复杂的敏感地区，结果只能是外交惨剧。
张学良为何制造外交惨剧中东路事件
20世纪2、30年代的东北是这样一幅势力格局。日本和苏联均在中国东北拥有之前条约规定的权利，两大强国分南北将东北纳入其势力范围，并极力排除有第三家列强势力进入东北的可能。中国作为东北主权的拥有者，因为国力孱弱，只能容忍两者势力的存在。而美英等列强，虽然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却因势力没有进入东北而无法直接处理东北事务。
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实力最弱的中国，应当持怎样的立场呢？无论是与日苏两方哪一方结盟对付另一方，还是持中立态度以便利用日苏双方的矛盾，都是在情理之中的选择。以当时中国的国力，一旦发生单独与两强之一的直接冲突已经是外交失败了。
还能有更失败的吗？
有，而且这种最失败的情况恰好就是历史本身：张学良试图靠自己打败日本也打败苏联——而且是同时翻脸。
这就是中东路事件，关于中东路事件，上期《重读抗战》中我们已分析过。但从张学良的角度上看，中东路事件尤其能体现张在整个走向九一八过程中的责任。
对于中东路事件，晚年的张学良回忆时直陈是自己挑衅挑起的。
张学良在回答采访提问时说：“那后来有了所谓“中东路事件。中东[路]这件事，你那天问我是谁挑衅，换句话，不是人家挑衅，是我们挑衅。”
作为最弱的一方，直接向日苏两个强大得多的势力之一挑衅从而挑起事端已属匪夷所思。张学良究竟是如何想的？对此，张学良在口述史中直白地说明了：“那时候，可以说是我大胆的作风。当时我想要树立自己的威权，总要把日本打败，或把俄国打败。那时，我不自量力，很想施展一下子。”
“不自量力”四个字的自评可谓恰如其分地反映出1929年的张学良是个什么样的心态。也就是说，当时的张学良根本对日本、苏联有多强，自己的东北军有多孱弱没有一点概念，才会生出这样的妄想。
可是，张作霖是日本人炸死的，东北易帜，满蒙利益，一直以来令对张学良威逼利诱，令他头疼的也是日本，张学良自己也说“总要把日本打败”。张学良的一系列举措，也在事实上一改其父与日本合作的态度，处处不合作，与日本撕破了脸。那么张学良为什么不打日本人，却去打与他矛盾并没有那么深，更不是无法调处的苏联呢？
对此，张学良回忆中东路事件时是这样解释的：
“我怎么会跟俄国……因为那时我看，日本我们自己打不败了，所以我的目标是要跟俄国打……我就想站起来……也是对日本一个表示，我敢打。”
为了向日本示威“我敢打”，张学良选择了向苏联挑衅挑起事端，最弱的奉张集团选择盘踞东北的苏日两强国同时翻脸。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只能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张学良既不知己（奉张集团无论在苏还是在日面前都是弱小），也不知彼。为了向日本现实“我敢打”而去挑衅苏联的下场只能是头破血流。
对此，东北军内部也怨声载道：“有的说：‘东联孙吴，北拒曹操，乃策之上也；而今东抗孙权，北拒曹操，是乃走麦城之路也！’”
谁都明白的道理，对“不自量力”的张学良来说，是听不进去的。即没有能力，又没有自知之明，不自量力的张学良，坐镇东北这个各方利益错综复杂的敏感地区，结果只能是外交惨剧。
但，惨剧不仅仅是张学良的惨剧，也是中国的悲剧。
中东路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
中东路事件的后果之一，是如上期《重读抗战》所述，暴露了国民政府对“满蒙利益”的底牌——动用武力强行收回条约规定的利益。这使针锋相对动用武力强占东北一劳永逸解决满蒙问题成为日本的必然选择。
1929年7月，张学良派出武装强行收回中东路。
1929年7月，关东军参谋长石原莞尔提出以“世界最终战争论”为前提，武力占领“满蒙”的“石原构想”。
这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
中东路事件的另一后果，是日苏联手对付中国。原本在争夺东北上利益对立的日苏双方，在面临自己在东北的利益将被中国动用武力强行收回的挑战时自觉联手，站在同一立场上相互支持对付中国，这点上期《重读抗战》也说到过。两强联手对付一弱，东北的命运可想而知。
甚至，连九一八事变的形式，都与中东路事件有密切联系。正是张学良、蒋介石选择悍然撕毁条约动用武力强行收回铁路，让华盛顿体系下讲究遵守条约，在条约约束内依靠公开外交解决问题的列强全部站在了苏联一边，抨击中国。使得关东军在设计九一八事变时特意设计了栽赃中国军队炸毁日本依据条约获得的南满铁路这一安排，试图将九一八事变打扮成中东路事件的翻版，使世界舆论认为是中国再次撕毁条约武力收回铁路，从而将侵略偷天换日成日本保护正当利益的合理军事行动，而这个设计，在九一八事变初期，获得了非常成功的效果。
从这个角度上说，九一八事变的导演，一半是石原莞尔，另一半，却是张学良。
这一切，祸源居然都是张学良的“不自量力”……
莽夫变懦夫：吓破胆的张学良抗命不抵抗丢掉东北
九一八不抵抗的责任，无论从旁人分析，还是张学良自己认识，都毫无疑问在张学良身上。
张学良的态度急转
如果说，张学良能够始终保持他“不自量力”的状态，始终对日本保持那种“我敢打”的状态，那么，虽然他依旧是个缺乏能力，没有自知之明的莽夫，但仍不失为抵抗到底的一条汉子。
但事实上，他不是。中东路的惨败使他吓破胆，他终于明白他的东北军有多弱，而列强的军队有多强。
他的论调从此180度大转弯。原来那个信誓旦旦，自信满满地“我敢打”、“想要树立自己的威权，总要把日本打败，或把俄国打败”的愤青张学良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他开始信奉“开战必败”。
张学良认为东北军的实力不足以对日作战,贸然对日作战必然失败。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发生时,东北军主力正在关内支持蒋介石进行中原大战,“东三省驻兵减弱”,防务空虚,张学良对与日作战更全无信心。7月6日,张学良致东北政务委员会电文中还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7月10日,致外交部次长王家桢电,言“若有冲突,将重蹈旅顺、大连之覆辙,致使满蒙为日本人所占领则是明显的,所以我方应该避免冲突”。
既确信打不过，张学良又无权（外交权力已经上交国民政府）无能弥合与缓冲日蒋间源于“满蒙利益”的对立，能够做的，就只能严命部下“避免冲突”，以防“衅自我开”，从而给日军动武的口实。而事实上，无论张学良还是蒋介石也都明白，日本离动武也就只有一个口实的距离，他们也因此同样确信，当时不是对日开战的好时机。这就是九一八事变前无论蒋还是张，都三令五申部下的中国军队“力避冲突”，不给日本以动武的口实。此为他们当时唯一可以应对的措施。
但口实你可以不给，不代表对方不能制造。九一八事变正是关东军栽赃嫁祸制造口实发动的。而第一时间未能知悉对手制造了口实的中国方面，依旧保持“力避冲突”，不给口实的原则，自然就成了遗下骂名的“不抵抗”。
现在证明九一八前后蒋、张布置了“不抵抗政策”的两条最有力证据是当年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主任洪钫和东北军旅长何柱国二人的回忆。
洪钫回忆：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曾致张学良一电（称“铣电”），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与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此电转知东北各军事长官一体遵守。
何柱国回忆:9月12日,蒋介石曾由汉口乘专车来石家庄,张学良自北平乘专车前去,二人在专车上晤谈。当时何驻防石家庄,担任其二人会晤之外围警戒。会晤后,张氏告何:日军可能要在东北动手,蒋氏要求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嘴大,我们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
但这两条实际上都证明了九一八事变之前，蒋定下的原则是“力避冲突”，不给日军以开战口实。
问题在于，就是这两条所谓“不抵抗”证据，本身也都是有问题的。
洪钫回忆中之“铣电”，不仅大陆无原始档案作证，即台湾所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中亦查阅不到根据。专家认为：“洪钫的回忆是否正确,则是一个疑问。”而对何柱国的回忆，专家也考证其不可能发生：9月12日蒋介石整日在南京活动，并未有至石家庄之行程；从蒋、张二人当日的活动看，二人不可能有时间见面。显然，这些回忆资料的准确性实在堪忧，犹需考订核实。
张学良要为九一八事件不抵抗负主要责任
九一八事变发生当夜,张学良未向国民政府蒋介石请示。洪钫、顾维钧的回忆均记载说:张学良18日夜至19日晨召集会议后,才决定向中央政府报告。蒋介石于事变发生的当天（9月18日）乘舰前往南昌督师剿共。19日晚,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临时会议,决定“电请蒋主席回京（南京）”，蒋介石于9月19日到达南昌后,方得知沈阳发生日军武装进攻之事变。因此在事变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担负指挥任务的正是张学良，与蒋介石无涉。
事变发生后,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立即打电话向远在北平的张学良请示应付办法。荣臻对事变过程的报告中说：“报告张副司令……余即电话询问各方,得知日军袭击北大营。当即向北平张副司令,以电话报告。当经奉示,尊重国际和平宗旨,避免冲突。故转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长,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等因。彼时,又接报告,知工业区迫击炮厂、火药厂均被日军袭击。当时朱光沐(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兼东北电政管理局局长)、王以哲等,又以电话向张副司令报告,奉谕,仍不抵抗。遂与王以哲、朱光沐同到(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宅研究办法,决定无论日军行动如何扩大,攻击如何猛烈,而我方均持镇静。故全城商民军政各界,均无抵抗行为。守卫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官兵是根据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退出北大营的。
这是无法用事变前蒋介石“力避冲突”，不给日军以开战口实这个原则能搪塞得了的。因为九一八事变中日军已经自己制造了口实，发动的是正式的入侵，而非寻找口实的摩擦挑衅。张学良一则不能判明形式，二则出于“开战必败”的认识，面对入侵而非挑衅直接部署了不抵抗，应负主要责任，这是怪不到蒋介石头上去的。
9月19日蒋介石到达南昌，得知事变发生后立即致电张学良。电报全文为：“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戌。”
从此电看,蒋介石是从上海方面的信息来源得知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消息,可见所谓张学良于九一八之夜请示蒋介石,蒋命令不抵抗云云,均非可信。蒋介石此时只知日军在沈阳发动进攻,尚不知日军已占领沈阳等地的消息。
蒋介石此时对于如何应付日军进攻,东北是抵抗还是不抵抗,并未置词,他只是指示张学良与东北当局,要力辟日方散布的所谓中国军队有拆毁铁路计划之谣言。这是日军借以发动武装进攻的口实，蒋介石的判断一下抓住了事变的关键核心。
蒋介石于9月21日下午返回南京,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蒋介石同意19日中央常务会议的处置意见,主张以日本侵占东北的事实,先行提出于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诉诸公理,同时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乃出于最后自卫之行动。会议决定：“(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由于东北易帜后奉张集团在军事和财政、经济各方面处于实质独立状态，张学良的选择实际上就是其势力范围内的东北战事的最终选择。在这个会议上，蒋介石能做到的也只有调兵北上“助防”，以他的实际控制力，无论是明着命令还是私下劝谕张学良进行抵抗，实际上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一点在接着的锦州事件中被充分证明。
换言之，无论蒋命不命令张学良抵抗，只要张学良决定不抵抗，最终的结果就是不抵抗，这也是无法推卸责任给蒋介石的。
对于不抵抗的责任，张学良晚年在回忆时也亲口承认是自己的错误，不关蒋介石事。他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替张学良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
张还回忆说：“从前许多学者的研究认为中央的国民政府指示不要抵抗,但其内容并不是不要抵抗,国民政府的指示是‘相应处理’,‘相应处理’是看情况去办的意思。”
事实上，在自己能控制的区域，蒋介石的态度是——武装抵抗。
9月22日,熊式辉自龙华向蒋介石呈报请示：“淞沪为通商巨埠,日舰驻舶甚多,交涉万一不能迅速解决,日方扩大行动,对我要塞、兵工厂及重要机关施行威胁袭击时,我陆海军究如何行动?”23日,蒋介石批示：“应当防范。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同日,蒋介石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指示对日方略:我应采取正当防范。如日军有越轨行动,我应以武装自卫。”
张学良的问题，在于一方面认为以奉张集团的实力，开仗必败，另一方面，却视东北华北为奉系势力范围，列为禁脔，不愿蒋介石势力进入。这就造成了一种矛盾的心态：论守土有责，则强调必须全国支持，说获得利益，则力举奉系势力。最终变成为保存奉系实力抛弃守土责任，将之推给蒋介石。
东北军将领于学忠曾建议：“我们虽避免全面冲突,但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牺牲他三团人,给敌人予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于国人。”张学良表面答应,实却借口推脱。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多次请张学良到南京研商方策或出席会议,多数情况下张借口身体状况、公务繁忙不肯赴南京。12月当日军向锦州进逼时,国民政府又一再命令张学良不能从辽西撤兵,对日军的进犯进行坚决抵抗。
尽管蒋介石、顾维钧、宋子文等人以公情私谊,连连致电张,劝说“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告诫“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前途计,自当力排苦难,期能抵抗”。张却我行我素,主张“不为瓦碎”,说：“如果是玉碎还可以碎,要是瓦碎则不必”,比全国为玉,东北为瓦。于是东北军锦州前线军官联名通电,指责“中央抗日能力,仅于一纸电文,数张标语,其视我东北将士,不过政治上理应送死之牺牲品而已”。1932年1月3日,张不战而放弃锦州。蒋介石命令的在锦州的抵抗,由张学良演成不抵抗，丢掉了整个东北。
因此，九一八不抵抗的责任，无论从旁人分析，还是张学良自己认识，都毫无疑问在张学良身上。
皇姑屯事件后形势微妙的东北，迎来了张学良这位纨绔子弟的入主。没有能力，没有自知之明，不自量力，野心勃勃，一遇打击又一溃千里……这些特质统统集中于这位“少帅”身上，酿成了最大的悲剧，在他的一错再错和无能为之之下，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不可改变地称为了史实。无论从哪个角度，张学良都是九一八事变中国最大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