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回到桑植，回到父亲的桑植，父亲的洪家关，父亲的芭茅溪，父亲的陈家河、刘家坪……
我对桑植一往情深，源于父亲对桑植一往情深。因为这是父亲的故乡；因为这个故乡太博大、太厚重了，只有父亲的肩膀才能扛起来，只有父亲有资格用他不改的乡音对人们说：这是我的桑植，我的故乡。
现在正是三月，正是桑树发芽的时候，桑植因到处生长着桑树而得名，漫山遍野的鹅黄，满山遍野的嫩绿，使我陷入了对一个人的回想和思念：120年前的3月22日，父亲贺龙就诞辰在桑植的洪家关。
120年前的桑植，是什么情景呢？我说不出来。我只知道桑植是湖南的边缘，地处武陵山脉北麓，鄂西山地南端。与桑植相邻的宣恩、鹤峰，还有与它隐隐相望的铜仁，则是湖北和贵州的边缘。而在中国，但凡边地，大半为群山雄峙的荒蛮之地，居住着性情粗放的少数民族。查阅史志，桑植亦然，它古称西南夷地，夏商属荆地，西周属楚地，春秋时期归楚巫郡，从宋朝开始正式推行土司制度。总之，野天野地，离不开一个蛮字。到父亲出生的时候，在它10426个山头下散落着白、苗、土家等28个民族。因为偏僻、封闭，各民族杂居，民风迥异而强悍，喜武、喜猎、喜斗。人说燕赵多慷慨之士，在桑植历史上，也不乏犯上作乱者、豪强忠勇者，且前赴后继，名震乡邦。几十年前当地仍顽强地保留着一种习俗，人死在外地，不仅要把尸背回来，还要把魂叫回来，名曰“赶尸”。另有一个习俗：如果哪个大逆不道者犯了朝廷的砍头之罪，一刀下去，头是不能落地的。那么，怎么办呢？砍头那天官府会通知家人去刑场，用被子或一块大布兜住。我们贺家祖上就出过这样的斗士，义薄云天的是，去刑场兜头颅的是位祖奶奶。她空手而去，在大刀一闪，头颅猝然滚落的一瞬间，她眼疾手快，掀起长襟一把接住，然后抱着血淋淋的头颅扬长而去。
父亲的血管里，就流着这样的悍勇之血。他少小习武，12岁跟着任哥老会小首领的姐夫谷绩廷去赶马，当骡子客，在湘鄂川黔边崎岖难行的山道上翻山越岭，风餐露宿；13岁长成一个虎背熊腰、高大伟岸、天不怕地不怕的壮汉；1916年，他登高一呼，带领几个兄弟，用人们常说的两把菜刀，砍了芭茅溪盐局税卡，夺得13支毛瑟枪，此后戎马一生，决非无缘无故。如果要寻找他血液中的基因，我觉得，既有桑植28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强悍对他的熏染，也有桑植的高天厚土对他的滋养。而在此后十年中，他把桑植人的侠肝义胆带到外面的世界，带到一个叫毛泽东的青年领袖的面前，却是他始料不及的。我们知道，这是1927年的9月29日，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带领不足千人的队伍到达江西永新的三湾村，在经过日后闻名的“三湾改编”后，针对个别人对革命悲观失望，毛泽东站在一棵大枫树下，以我父亲为例，对即将上井冈山的部队讲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大道理。毛泽东说：“贺龙用两把菜刀闹革命，现在当军长。我们现在不止两把菜刀，还怕干不起来吗？”同时，我们还知道，就在毛泽东在三湾说这番话前不到两个月，我父亲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站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南昌起义总指挥的位置上，打响了以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回头看，我们可不可以说，被无数革命先辈点燃的星星之火，有一把，就是桑植人贺龙，在他的故乡桑植点燃的？
实际上，桑植作为故乡给予我父亲的，比这还要多。1927年深秋，南昌起义军在南下途中失败后，父亲跟着周恩来从香港辗转到党中央所在地上海。周恩来对我父亲说，贺胡子，把你的部队打光了，革命正处于低潮，先送你去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几年军事吧。我父亲说不去，我贺龙是大老粗，不认识外国的洋码字，还是让我回湘西拉队伍吧。就这样，1928年2月初，我父亲和他的入党介绍人周逸群一起，经洪湖回到故乡桑植的邻县石首桃花山地区，举行“年关暴动”，之后以这支农民武装为基础，逐渐创建了红二军团。1934年8月，中央革命根据地面对国民党更大规模并更残酷的第五次军事大“围剿”，这之前中革军委决定由萧克任军团长的红六军团先行出发。当时的出发点，便是与我父亲在湘西创建的红二军团会合，为中央红军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红二、六军团在贵州印江县木黄镇会师后，当即插入湘西，举行了长达一年的“湘西攻势”，先后在大庸（现张家界）和永顺塔卧建立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为被迫长征的中央红军拖住了40多个团的国民党部队。当中央红军以惨重代价越过湘江，深入贵州境内，参与堵截中央红军的湘军主力回师湘西，集中对付红二、六军团。这时，连身为红二、六军团总指挥的我父亲也没有料到，部队左冲右突，打来打去，最后打回到了他的故乡桑植。用父亲的话说，是桑植用它颠连起伏的山峦掩藏了他这支部队，用浓郁的情谊和贫瘠的食粮喂养了他这支部队。也就是在桑植，红二、六军团利用它特殊的地形地貌，把对湘军取攻势、对鄂军取守势，颠倒过来，转变为对湘军取守势、对鄂军取攻势，把战线推进到湖北宣恩和恩施一带。这之后，换手如换刀，红军连续取得了忠堡和板栗园大捷，活捉了国民党军纵队司令、第41师中将师长张振汉，把满腹经纶、著有多部军事和地理学术著作的另一个师长谢彬斩于马下。我就在这时的捷报声中出生，父亲与刚成为我姨夫的红二、六军团副总指挥萧克，红六军团政委王震，额手称庆，给我取名为贺捷生。我的出生地，理所当然也在红二、六军团的大本营桑植，那个地方叫南岔村冯家湾。后来发生的事情，中国当代革命史是这样记载的：1935年11月19日，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八个月后改编为红二方面军的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刘家坪开始长征。而这时，我刚刚出生18天。
“黑夜茫茫风雨狂，跟随常兄赴疆场。流血身死何所惧，刀剑丛中斩豺狼。”如果你在某本烈士诗抄中读过这首诗，那我要告诉你，写下这首诗的，就是桑植的一位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我的堂叔贺锦斋。诗里的那位“常兄”，便是我父亲贺龙。许多人不知道，我父亲最早的名字叫贺文常，那个年代桑植的老百姓对他都亲切地直呼其名，就像老辈人读完三国，说起桃园三结义，都直呼刘玄德、张翼德、关云长。桑植那些不要命地跟着我父亲打天下的人，都以“跟随常兄赴疆场”为荣。这就是最让我父亲感到欣慰也最让他感到愧疚的桑植。我说桑植是父亲的桑植，就因为生活在桑植的28个民族，桑植的山川河流，稻米和苞谷，既给了父亲寻常人少有的血性和骠勇，也给了他驰骋疆场的一片天地，更交给了他无数的好儿女，无数的亲骨肉。
2008年，我大女儿贺来毅做了一件让桑植的父老乡亲交口称赞的事：回桑植翻山越岭，走家串户，寻访革命烈士踪迹，自己动手摘抄、整理并自费出版了一部跟随我父亲打江山但最终献出了生命的革命烈士名录。成书之日，望着这本厚厚的名录，我们都吓了一跳：从大革命到全国解放，光是我们贺氏家族有名有姓为国捐躯的烈士，就有几百人；如果算上远近亲戚，有好几千人。再算上全县28个民族的殉道者，数以万计！都是同一个故乡，同一个籍贯，同一个桑植。翻开这本烈士名录，我相信，没有一个人的眼里不涌满泪水；捧着这本名录，没有一个人的手不颤抖。都知道，我父亲用两把菜刀闹革命那年，如秋风扫落叶，迅速在家乡洪家关成立了一支讨袁民军，从桑植带走一批人。这批人经过北伐战争的考验和洗礼，以师、团、营、连军官的身份参加南昌起义，有多少把血洒在了南昌城头！南昌起义失败后，我父亲赤手空拳回湘西举行“年关暴动”，又从桑植带走一批人。这批人渐渐成为红二军团的指挥员和战斗骨干，为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在面对国民党军从40个到80个团的重重“围剿”中，又有多少在刀剑丛中“流血身死”？后来，那是1935年，在父亲的红二军团与萧克的红六军团会师后，从桑植刘家坪紧追一年前踏上征途的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再从桑植带走一批人。这批人在二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中，斩关夺隘，忍饥挨饿，有多少倒在了皑皑雪山、茫茫草地？也就是说，从1916年的芭茅溪起义，到1935年长征，在短短20年中，我父亲从桑植带走一批批青壮年。但战争如秋风，一个县的人，即使像山上的茅草，那也经不起这样砍伐啊！
我说两个例子。先说早年写下《跟着常兄赴疆场》的我堂叔贺锦斋，原名贺文秀。他的父亲与我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一奶同胞，一个在故乡洪家关做裁缝，一个做教师，家里都穷。在那个“黑夜茫茫风雨狂”的年代，父亲穷，儿子自然也穷，因此我父亲在1916年揭竿而起，踏上了死不回头的革命道路。比我父亲多读了几年书的贺锦斋，景仰堂兄敢作敢为，1919年毅然决然加入了我父亲的队伍。他开始给我父亲当卫士，逐渐升为营长、团长，和我父亲在战争中堂兄堂弟，肝胆相照；到南昌起义时，已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一师师长，成了我父亲的左膀右臂。在起义战斗中，根据我父亲下达的命令，他率领有众多桑植子弟任各级军官的第一师，向敌第五路军总指挥部发起进攻。用一个师对付一路军，那真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他们打得最艰难，最顽强，也最残酷。昼夜激战四小时，终于歼敌一部，迫使余部投降。起义军南下潮汕途中，第一师又参加了瑞金和会昌战斗，同样战绩辉煌。南昌起义军被打散后，为了找党，他追随我父亲也到了上海。父亲说秀弟，党我找到了，你先回湘西去，把部队打散后回到老家的官兵收拢起来，我随后就到。年关临近时，我父亲和周逸群回到荆江地区，监利与贺锦斋在短短几个月里组织的游击队会合了。十几天后发生的“年关暴动”，之所以震动三湘，就因为有他这支部队密切配合。1928年上半年，我父亲收编地方武装3000多人，正式成立湘鄂边工农革命军，即后来的红四军，自己任军长，第一师师长的重任再次落在贺锦斋肩上。8月下旬，父亲率部抵达石门，频频扫荡团防武装和税务机关，所向披靡，声势越来越大。9月初，由于出了叛徒，红四军遭到敌十四军教导旅李云杰部和多股团防武装合围，军参谋长黄鳌壮烈牺牲。9月8日夜晚，敌收缩包围圈至石门泥沙镇。为掩护我父亲率主力部队突围，贺锦斋亲率警卫营和手枪连撕开包围圈，打退敌人潮水般的一次次进攻，直至中弹牺牲。
贺锦斋战死疆场，父亲深为悲痛，几十年都为他感到惋惜。想想吧，一个南昌起义主力部队叱咤风云的师长，如果他能活下来，活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他该在我们这支军队的什么位置上？要知道，共和国十大元帅，有包括我父亲在内的7位元帅，都是直接或间接从南昌起义的部队中走来的。其中的林彪，当时只是一个连长。
再说王炳南。当前，在桑植，他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比我父亲还大4岁的王炳南，白族，出生在桑植袁家坪，1919年与贺锦斋同年加入我父亲的队伍。在这之前，他的过人之处，是给牲畜治病，手到病除，出神入化。桑植和周围几个县的老百姓崇拜他到了什么程度？到了把他的名字写在红纸上，贴在猪圈和牛圈的门楣上，用来辟邪。1975年我重走长征路，到湖北恩施一带寻找红军的踪迹，看到一些偏僻农家依然在猪圈里贴着“王炳南在此”的红字条，每逢初一、十五都给他烧香，求他保佑六畜兴旺。按说像他这样一个民间知识分子，凭着一身医术，无论在什么年代都衣食无忧，但他也跟着我父亲走了。因为他和我父亲一样高大威猛，又性情豁达、办事严谨，不久即当连长。南昌起义的时候，他代理团长，率部坚守牛行车站，堵截北援之敌，立下了头功。最后在我父亲的部队任独立师师长和主力师参谋长。但夏曦来到湘鄂西后，大抓改组派，搞肃反扩大化。因他仗义执言，拒不诬陷自己的同志，1933年5月被非法逮捕，6月被错杀于鹤峰县麻水板栗树坪，年仅41岁。
贺锦斋和王炳南，都是桑植儿女精英中的精英，他们冲锋陷阵，英勇善战，终成我父亲的爱将。当他们战死沙场后，山河同悲，青史留名。但一支军队主要是由士兵组成的，这便决定了更多的人默默无闻。在桑植，那么多人跟着我父亲走，经历了那么频繁、那么惨烈的战斗，大部分人倒下了。这些人有的在烈士名录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有的连名字也没有，成了石沉大海的人。尤其1935年7月在甘孜改编为红二方面军的红二、六军团，为掩护中央红军，晚一年从桑植刘家坪长征，过草地的时候，连草都被前面的部队吃光了，饿死或因无力求生而陷进沼泽地里的人，谁记得他们？解放后军队评衔授勋，江西兴国、湖北红安等成了著名的将军县，桑植原本最有理由成为将军县，但除了我父亲被授予共和国元帅，被授予将军衔的，竟凤毛麟角、寥若晨星。到这时，故乡的人才惊愕地发现，桑植被我父亲带走那么多人，但被他带到共和国灿烂星空下的，屈指可数。换句话说，跟随父亲打天下的桑植儿女，绝大多数死在了革命的路途上。
解放后父亲从未回过桑植，是否因为无法面对那么多失去亲人的父老乡亲？我想，肯定有此因素。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共和国刚刚诞生，从故乡寄来的寻找亲人的信件，就像雪片那般飘落在父亲的书桌上，而父亲每当读这些信，都会眼睛湿润，叹声连连。那时已经解放了，安宁了，阳光普照，道路和邮路畅通无阻，但任何一个参加革命战争而需要寻找的人，恐怕都不在人世了。
我查阅《辞海》，桑植和桑梓，因读音相近，两个词几乎并肩排在一起。词条说，桑梓即故乡，但比故乡的说法更古老，旧时指父母在屋前屋后栽下桑树和梓树，盼望儿女们思念故乡并早日归来。我想，父亲是知道桑梓这个词的，他也决不会忘记他那漫山遍野长满桑树的故乡——这个叫它桑植或桑梓都一样重的故乡！
长征后再没有回去过，让父亲几十年念念不忘的桑植啊……
■贺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