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于官商之家，一辈子却对电影艺术情有独钟；他捧红过无数耳熟能详的明星，在其家乡汕头，却没有多少人知晓村里曾经走出这样一个文化名人；他是叱咤中国影坛的风云人物，无奈英年早逝。他叫郑正秋，在中国影坛上，他还有另一层身份——中国电影之父。
随着纪录片《中国电影先驱·郑正秋》在汕头市举行开机仪式，这名从该市潮南区走出的“电影大师”的传奇人生将在荧屏上重现。而在纪录片的背后，郑正秋鲜为人知的故事也逐渐揭开面纱。
●南方日报汕头观察记者 许端阳 杨立轩
荧屏再现汕籍导演传奇人生
郑正秋祖籍广东潮阳（现潮南区）成田镇，其父亲郑让卿，曾以光绪间顺天府试进士第三十一名的资格，当过江浙盐运使，后调任三穗知府。郑正秋的祖父郑介臣于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之际赴沪经商，开了家郑洽记土栈（鸦片批发栈）而成巨富，是早年上海潮州会馆发起人之一。
1888年12月4日，郑正秋出生，时值秋高气爽，因取名正秋，又按潮阳老家的排行，取字“芳泽”。为了让孩子认得老家，郑正秋3岁时被母亲张太夫人从上海带回成田镇上盐村。从此，老家的一切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即便后来从事电影艺术，也能从他的作品中看到潮汕文化的痕迹。
此次由汕头电视台、汕头市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共潮南区委宣传部联合摄制的《中国电影先驱·郑正秋》，是汕头市电视艺术家协会2016年度的重点项目，也是汕头电视台拍摄团队继《丁未惊雷》、《潮糖之路》后，又一部对潮汕历史人文深入挖掘和重现的精品纪录片。该片以讲述“中国电影之父”郑正秋的平生事迹为故事背景创作，整部作品拍摄总长度约90分钟。
早在策划阶段，该片的摄制组就先后前往湖南大学、北京电影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电影博物馆、上海电影博物馆、上海图书馆、上海社科院等采访中国电影领域的顶尖专家学者及郑正秋先生的后代，收集整理了大量珍贵第一手资料，为情景再现的拍摄做好准备。
在当天开机仪式的现场，记者看到，拍摄现场充满老上海的氛围，让人可以穿越到中国电影发端之初，感受第一代中国电影人的开拓与坚持。为还原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摄制组专门搭建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拍摄场景，而穿着民国服装的演员们正是从此前演员招募活动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力求形象和神态接近原型人物，让观众有更直观的时代感受。
据介绍，纪录片《中国电影先驱·郑正秋》是沿着中国电影的开拓履痕，梳理郑正秋为中国电影留下的有传承价值的传统和根基；挖掘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潮汕人和中国电影背后那些不为今天的人们所了解的故事，向以潮汕电影人为代表的中国电影先驱们致敬。此外，纪录片作为规划建设“郑正秋纪念馆”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宣传潮南文化历史大品牌，让海内外潮人感受文化潮南的魅力。
“电影之父”背后的戏剧家
郑正秋最为人所知的身份便是“中国电影之父”，但是他并不是偶然踏上从影之路，而是有一定的戏剧基础。在电影导演、编剧的身份背后，他还是一名戏剧家。
1910年，在友人夏月珊的启发下，时年21岁的郑正秋开始尝试以剧评方式记录他对戏剧的感悟。他所写的第一篇《丽丽所戏言》向《民立报》投稿，在投稿的第二天，郑正秋便收到《民立报》主编、同盟会会员于右任的亲笔信：“正秋友：大作已经拜读，很好！很好！不日可望见报。祝贺你，剧坛奇才，一鸣惊人！”牛刀小试便收获意外之喜，这让郑正秋坚定了走戏剧这条道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最初的郑正秋，从事戏剧的方式更多是通过发表剧评。从现在可以掌握到的资料来看，1911年7月郑正秋办《民立画报》，他亲自主笔剧评。随后，他又创办《民权画报》至1913年5月。画报中戏剧评论数量不在少数，大多出自郑正秋之手。1912年11月郑正秋创办《图画剧报》，他亲任主编并兼任剧评部编辑长。后来还有《新世界报》《笑舞台报》等报纸，在与戏剧相关的部分都与郑正秋有着紧密的联系。1919年，郑正秋还独立主编了《新剧考证百出》。
郑正秋所作剧评甚多，但是他都坚持一个主旨，也就是在《丽丽所戏言》开篇中提到的“戏剧能移人性情，有俾风化”。而他不只是将他所认同的戏剧理念见诸文字，更是亲力亲为，在创作大量剧评期间，也组织大量剧社演出话剧。
从1913年郑正秋率领新民社掀起了话剧新潮开始，他几乎花了20年的时间连续不断在上海、武汉、杭州等地组织剧社排练话剧。他所坚持的话剧，是一种革新与对抗。郑正秋在1918年成立药风新剧社时曾表示：“卖脸、卖笑、卖景、卖戏法最可恶，易引中下社会人速入歧途……本社（大风社）竭力要做成正正当当的好新戏。”
虽然话剧有教化作用，但是成立剧社并不能凭一腔热血。除了社会教化外，还需要有资金收入以维持剧团的商业模式，可谓“营业性质与教育主义并重”。让话剧得到社会认可及喜爱的保证，是郑正秋主笔编写的剧本。
郑正秋所编的戏剧可以简单地分为中国戏和外国戏，其中，外国戏以莎士比亚的戏剧为主，也有侦探戏和外国民族斗争的戏。中国戏则以家庭戏、历史戏、时事戏和趣剧为主。这些话剧大多数在取材和主题上坚持了社会启蒙和改良社会的方向。
早在1911年，郑正秋便开始了他的中国戏剧本创作尝试，处女作名唤《铁血鸳鸯》。后来，他给中国戏剧本命名为“时事新剧”，将一些新近发生的重大事件融入话剧之中，既保障了剧本创作常写常新，又使得观众喜闻乐见，同时让话剧在不知不觉间起到了“教化启蒙”的作用。
可以说，郑正秋的名字不仅在中国电影的殿堂中稳坐主殿，还在话剧史上写下浓重一笔。而他的话剧经历，也为他日后投身电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教化启蒙”中关注妇女问题
与戏剧不同，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对于中国而言完全是舶来品。1896年，也就是电影放映技术发明的第二年，电影便开始在中国放映。1905年，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拉开了中国电影的帷幕。1908年，中国有了第一座专业电影院——虹口大戏院。
身在上海的郑正秋，因其对戏剧行业工作，无法不注意到这种全新的艺术形式的出现。这也有了1913年郑正秋与张石川所合作的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出现。如果以目前活跃在中国影坛的“第五代”“第六代”导演来算，郑正秋与张石川无疑是“第一代”导演。
《难夫难妻》以潮汕地区盛行的封建婚姻习俗为背景，叙述一对“门当户对”却素昧平生的男女，由父母包办婚姻，命运受人摆布的悲剧，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的婚姻制度。放映期间，观众“摩肩接踵，反应奇佳”。
但在《难夫难妻》这部带有话剧表演色彩的电影拍摄完成之后，郑正秋并没有趁热打铁投身电影行业，而是专注于话剧，直到1922年明星电影公司的成立，才开启了郑正秋53部电影的集中创作，其中包括了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黑籍冤魂》、中国第一部艺术片《孤儿救祖记》以及中国第一部有声故事片《歌女红牡丹》。
通过郑正秋的电影可以看到，其对话剧的“教化启蒙”主张被移植到了电影之中。为此，郑正秋强调明星公司应该摄制“长片正剧”，“不可无正当之主义揭示于社会”。在实践搭档张石川所主张的“娱乐电影”，如《滑稽大王游华记》《掷果缘》《大闹怪剧场》《张欣生》等在商业上遭遇失败后，“批评社会”和“良心主义”便成为了明星公司拍摄影片的基调。
在其中，妇女问题成为郑正秋初期影片所关注的焦点，包括《难夫难妻》《孤儿救祖记》《玉梨魂》《最后的良心》《上海一妇人》《盲孤女》《二八佳人》等，通过电影真实地描绘了封建社会中妇女的不幸遭遇和悲剧命运，以沉重的心情抨击了封建婚姻的寡妇守节、养媳招媚、蓄婢营娼的不合理制度。
后来，在1932年“一二·八”以后，随着抗日运动的高涨，郑正秋认识到中国电影的前途和出路，思想上从电影“教化社会”上升到“电影负有时代前驱的责任”的境界，并提出了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三反主义”主张，反映这一思想的有《春水情波》《自由之花》等。而他后期创作的代表作《姊妹花》，收获了首轮影院连映60天，二轮影院连映40天的成绩，播放范围遍及内地18个省以及香港和东南亚，创当时中外影片上映地域、场次、观众人数、票房的最高纪录。
令人惋惜的是，1935年7月16日，郑正秋在上海因病辞世，享年47岁。 济宁娱乐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