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无罪》创作团队以“破冰”这个词来定位张氏叔侄冤案，同时更以这个词来定义《无罪》电影的首映。因为，以电影艺术的方式来展示一起冤案是如何产生的，必然涉及刑事诉讼的各个环节——彼时彼刻的集体失守，必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们是否能够承受？

承受如此敏感的题材的意义在于，我们是否有勇气直面我们观念和方式的内伤和瑕疵，并示之于人。但如果着眼于未来，恰恰可以对应歌德的一句话：“一个过去的错误，是发掘新的真相的最大天敌。”纠正和剔除谬误，还原真相，是通往正义的必经之路。

不做隔靴搔痒的事

除去手铐、脚镣，接过家人送来的新衣，走出监狱的那一刻，张高平跳着奔向律师朱明勇，高喊:“我们清白了，我们清白了！”一旁的侄儿张辉，满眼含泪，一言不发……

这是三年前，张氏叔侄案一个里程碑式的结局。在当年的一次文学研讨会上，一位作家曾经对记者说过这样的话：这是多好的题材啊，可惜不能写！然而三年之后，电影《无罪》却颠覆了很多人“不能写”的深深顾虑。

这样的顾虑，《无罪》创作团队也有。张氏叔侄案昭雪之后，在媒体对此案作了连篇累牍的“大起底”之后，这种顾虑依然没有消除。

张飚，新疆石河子市检察院监所检察科原检察员，2011年退休。为张高平、张辉叔侄翻案，张飚坚持了5年。因为这份坚持，张飚被媒体称为“冤案平反的幕后英雄”，被律师们称为“体制内的健康力量”，荣获2013年“最美检察官”的称号，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授予全国“模范检察官”荣誉称号。

影片编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副台长王安润告诉记者，2014年底，他在自己创作的以张飚事迹为题材的报告文学和广播剧的基础上，扩展、润色出3万多字的电影剧本《检察官》。

王安润带着剧本初稿找到天山电影制片厂导演董玲。董玲是一位资深导演，她的主旋律影片《杨善洲》曾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看完剧本之后，鉴于题材的敏感，董玲在犹豫之后决定加入创作团队。

2015年春，主创团队走访了检察官张飚、申诉代理律师朱明勇、张氏叔侄等人物原型。重新梳理素材之后，电影的脉络从检察官一条拓展为检察官、律师、记者三条，涵盖了更多的内涵，影片也最后定名为《无罪》。主创团队并不满足于重现翻案过程，“我们想往深层次挖一挖”。

2016年10月12日，张飚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自己的观影感受：刑讯逼供、无视申诉、监管之失，这些当年在现实中不好的方面，电影确实触及到了，虽然很多地方只是点到为止，但也足以让人深刻反思。

影片中，张云平（原型张高平）寄出满满一麻袋的申诉信，却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张云发（剧中张云平的哥哥，原型为张高发）到有关部门申诉多年，却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有关部门的一些人可能根本没看，申诉材料就扔进了废纸篓或者进了碎纸机了。”至今对记者说起这些往事，张飚的口吻中似也带着悲怆。现实中，他当时发出的请求协助调查函，也经常石沉大海。

张飚坦承，这些情节是电影中争议很大的地方。“命案必破，限期破案，不然你就下来换别人来；监狱管理确实有不到位的地方，但是也有人观影之后认为这么展现不妥。那些揭示我们工作上的轻忽、不足和漏洞的地方，看着确实让人感到气愤、无奈。”

慈悲与自由

那些争议其实无关宏旨。在张飚看来，《无罪》最大的亮点是闪烁其中的人性的光辉。“如果说人之初、性本善，那么这部电影最想说的是，我们如何把扭曲的人性再扭转过来。纠正冤假错案，本来就是检察官应该做的，我觉得没什么好夸张的。《无罪》所要告诉观众的，是我们始终要找到我们的善良、真实、美好。法律是做什么的？惩恶扬善，驱除人间之恶，教人善良。法律告诉我们不能去杀人放火，抢劫偷盗。我们每一个司法人员、执法者都要从善，要有一颗慈悲之心。”

与张飚的这番话相印证的是，影片中有一个出场不多的角色李海兰。李海兰的身份是有“女神探”之称的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李海兰的戏不多，一场是对张云平、张军的审讯，要在三个月内限期破案；一场是捧着荣誉证书，接受媒体的采访。这仅仅是电影中的一个角色，但“找了好几个演员，让谁演，谁都不演”。影片导演董玲只好亲自上阵。

剧作家、影评人横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读了一段布莱恩·斯蒂文斯《正义的慈悲》中的一段话：“贫穷的反面不是富裕，而是公正。……当我们纵容其他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我们自身也无法逃脱最终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命运。同情心的缺失可以摧毁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尊严。恐惧和愤怒会使我们仇恨、嗜暴、偏激，最终我们都将尝到不宽恕的恶果。……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正义，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些慈悲。”

《正义的慈悲》，恰恰是一部记述冤案如何昭雪的故事。类似的著作还有《冤案如何发生》《你好，真相》等等，这类作品如今被大量引进，也恰恰说明对于冤案的反思已经成为我们思想的聚焦处。

无独有偶，与电影《无罪》同名的还有一部克里·马克斯·库克所著的传记作品。库克因受到残忍强奸谋杀一名21岁女性的指控，在证据并不确凿的情况下被判死刑，并在最臭名昭著的德克萨斯监狱服刑22年。在服刑期间，库克为赢得自由顽强抗争。这一案件是美国历史上因证据不足而误判死刑影响最大的案件之一。在这部自传中，库克叙述了身陷囹圄的可怕岁月。他经历过毒打、性侵犯；他遭遇了抑郁与失望，也讲述了为获得自由、讨回公道坚持斗争的漫长过程。库克还讲述了为正义不辞辛劳、不屈不挠工作的律师们的事迹，使他的案件得到4次重审的机会。1999年DNA的检测结果证明他无罪，使他终获自由。

库克虽然讲述了司法系统的官员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将其草率定罪，但他更想向人们展示的是人类精神力量的可贵，展示人类追索正义的精神终将会赢得胜利。

“我们观看《暗无天日》《被证无罪》《制造杀人犯》这些关于冤案的电影，其批判现实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冤案，是为了给那些蒙冤者呼吁一个可以申诉的通畅的空间。”横舟断言。

张飚认为：《无罪》是以十八大以来的法治建设为大背景的。影片没有直接提及这些背景，也没有套话和官话，但是却在情节的展开和细节的勾勒中有了充分的体现。

著名媒体评论人李星文观影之后评价：影片用相当节制的笔墨触及司法之伤，用相当浓重的笔墨高扬有错必纠的司法理念。

电影之内之外

“正义可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影片中这句很多人耳熟能详的话，随着情节的推进，让首映式上观影的张飚又一次泪洒胸襟。“电影中张云平被判刑以后，他的妻子把孩子流掉了之后到监狱去看他，向他提出离婚，他痛苦绝望的样子；张云发申诉了快十年，最终法院受理的那一刻；律师的艰难和矢志不移……这些情节，让我们很多人都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而那句耳熟能详的话，三年前，张飚对记者多次说到过。那年他参加CCTV年度法治人物颁奖典礼，此前，张高平、张辉叔侄案件的平反昭雪已经让张飚名声大震，远道而来找到张飚的诉求者不计其数。

记者当时记下的文字是：对于获奖之后可能带来更多的“麻烦”，他说他同样不会后悔。“我愿意站在颁奖台上领这个奖。”他说，“张高平、张辉叔侄案可以警示更多的办案人，不要轻视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不要用手中的权力来谋取那些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利益。我们永远要记住，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轻视这一点，损害的不仅是一两个普通公民，也包括我们自己。”

“《无罪》是一个起点，影片过审本身就说明我们已经在国家层面上给予了艺术家反思现实的空间。如何在冤案的昭雪中体现我们的法治成就，会成为艺术家创作的课题。”身为剧作家和影评人的横舟认为，冤案的产生甚或制造，一定有深广的背景与动机，如果将这些背景与动机一一呈现，可以大幅度地减少冤案的发生。

他说：“艺术创作有其自身的规律、法则和责任，少一些对号入座的浮躁，多一些理性的思考，是一些人应该学会的态度。”

横舟最后提供了两个样本：丹麦电影《狩猎》和美国电视剧《昭雪》。《狩猎》这部影片中，因为一个小女孩的恶意的谎言，主人公卢卡斯被小镇上的人们怀疑“猥亵幼女”，随即流言满天飞，他的个人形象破产，即便最后小女孩承认自己撒谎了，可镇上的人们却认为小女孩是“被迫”这样说的。

《昭雪》中，丹尼尔因强奸谋杀罪被判19年之后，由于新的DNA证据得以释放，重新回到他曾经生活的小镇。然而，小镇上的人却不认为他被放出来就是“清白”的，因为，人们信服法院的判决，再也无法抹去强烈的主观偏见。走出无故服刑19年的牢狱，迎来的是充满中伤与胁迫的世界，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牢狱？

一位蒙冤24年的人曾经写道：“谁能想到，那些打击犯罪的人中，有的人却在犯罪。而对于所有犯罪而言，都存在着一个法律上的、精神上的或道德上的因果寓于其中……对于那些无法偿还我24年冤狱的人们，对于那些我失去的与女儿、家人以及社区相处的时光来说，这些犯罪以及那些逃脱惩罚的罪犯们将迫使这个社会陷于愚昧与动荡之中。”

从这个角度说，每一次宣告无罪，都是一个伟大的判决。（龙平川） 济宁娱乐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