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战胜利后，付心德离开部队，解甲归田，偏居滇西，和比他小20岁的龙陵姑娘李竹芝结婚，育下六男一女。

子女对付心德的记忆，更多停留在严格的教育上。孩子们从小就用军规军纪来严厉要求，天气再热衣服扣子都必须扣好。付先荣有一次下班回家，将衣服搭在肩上，付心德一见抓起一条凳子就砸了过来。平日里，子女们不能穿拖鞋，付心德认为这不规矩，是一副亡国奴相。过于西式的衣服，老人更是不能接受。直到前几年，他才能勉强容忍子女穿夹克。

对子女们来说，付心德的抗战经历，曾是家人一段不愿提及的历史。“父亲有时候唠叨点过去，我们并不愿意听。我们有时上完历史课，跟他说国民党如何如何，他也不想解释。”付根林说，时间久了，曾经的那段历史默默被尘封，谁也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四女儿付政琴最清晰的回忆，是父亲在“文革”中被批斗，后背上的白布写着“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付心德陆续被打成反革命、敌特分子，被劳教、下放，最终完全失去工作。

子女们这才开始对父亲的过去有所了解，原来付心德曾是国民党的军医，而且曾是少校医官，是当地老兵中职位最高的人之一，因此在当地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没能幸免。

因为他的特殊经历，子女们在那个极左时代都受到了牵连。付政琴回忆，在学校里没有人敢和他们讲话，同学和老师时不时地冷嘲热讽。老五付根林脾气火爆，多次和同学因为父亲的问题发生冲突，每次付心德都领着他去道歉。

入团、入党对付家子女们来说，都成了奢望。在7个儿女中，除老六付先荣读到了高中，其他人最多读到初中就辍学了。子女们的婚姻也受到影响，二哥要结婚，女朋友的父亲是当地农场的政委，组织上派人来给女方做工作，希望她不要嫁给付家。大哥要结婚时，女方亲友轮番劝阻。

仅有老六付先荣顺利读到高中，在上世纪80年代当兵，入党，在对越反击战的战场上服役4年后退伍，分配了一份稳定工作。付家其他子女则大都没有固定工作。

1969年，付心德被下放到他当年与日军作战的松山长岭岗劳动。李竹芝刚生下老七，就因长期营养不良而造成全身瘫痪。几个十岁上下的孩子支撑起全家。老四付政琴说，为了糊口，家里最值钱的缝纫机也卖掉了，十一二岁的她站在板凳上为全家做饭。

因为实在难以糊口，李竹芝一度想把老七送人，甚至联系了人家。兄妹几人极力反对，老七才留在家中。

兄妹几个抬着母亲从龙陵城到长岭岗去找父亲，贫困交加的一家人抱在一起哭成一团。付心德跟子女们说，比起和日本人打仗那会儿，这点苦算什么？四年后，李竹芝身体得以康复。

政治风波逐渐过去，付心德重获自由，还在84岁高龄拿到了“云南省医务人员行医证明”。但他拒绝到医院工作，反而到建筑队干起粗活。业余时间，付心德自己上山采药、配药，几乎义务为乡亲们治病。

付心德的乐善好施，在龙陵县城有口皆碑。他上街见人衣衫破烂，就脱下自己衣服给人。付根林记得，有一次父亲竟将脚下鞋子脱下送人，自己光着脚回家。即便付老百岁时，见有人拉板车路过，他竟还去帮忙推车，把拉车人感动得忙放下车搀扶老人回家。

如果不是被媒体重新发现，付心德很可能就这样安安静静、默默无闻地在龙陵乡下安度晚年了。

已经来不及重新认识父亲

直到尘封的历史再度被掀开，子女们才意识到父亲经历的重要性，这时他们才发现，自己对父亲了解是如此之少。付根林曾经问哥哥：“我们做弟妹的知道的不多也就罢了，怎么你们对父亲也什么都不知道啊。”

子女们也开始有意识地整理父亲的有关材料。“但很遗憾，大部分都是碎片，完整的历史没有人能说得清了。”付先荣说。随着老人年岁日增，能回忆起来的越来越少。

除六子付先荣从部队退伍后工作稳定，付家其他子女大多没怎么上过学，没有文化。五子付根林曾跟父亲在一个建筑队工作，建筑队解散后，全家人一直勉强糊口。付根林说，子女们的学识使得大家对父亲的历史在相当长时间内，没有显出足够的重视。

近几年的媒体采访中，付心德才断断续续留下了一些关于抗战的记忆碎片。“我们没有一枪打过中国人，我们是和日本打仗留下的远征军。”老人这样对来访的媒体说。

付心德仍能清楚地记得，战友高介军牺牲时嘴里还咬着一个日本兵的耳朵。在勐岭坡战斗中，付心德带领着3位医生、4位护士和1个担架排，在战场前沿负责抢救伤员掩埋尸首，“死伤的人像滚豆子一样倒下”。和付心德私交甚密的827师261团上尉连长高介军，长期营养不足，导致严重的胃病。但他仍带病率士兵四十多人，在风吹坡垭口阵地与敌人周旋了十多天。到最后，高介军连长率仅存的五六名战士与敌战斗，与冲上来的日军展开肉搏厮杀，殒命疆场，年仅30岁。

媒体报道，在整个滇西大反攻中，中国远征军付出了6.7万人的代价，共歼灭入侵日军2.1万人。在接受采访时，付心德说：“那些英勇牺牲的远征军啊，现在又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英勇事迹呢。和他们比起来，我不值一提。”

过了100岁时，付心德身体仍然像个强健的汉子，每顿至少吃一碗米饭，自己走在路上腿脚生风，和人聊起天来思路清楚，他甚至还拿着瓶瓶罐罐琢磨着药方，在瓶子上标注英文。

随着各地媒体纷至沓来，付心德曾经的抗战经历重新获得了肯定和关注。付心德的家已经成了当地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之一，刚到龙陵的边防战士都要来拜访他。

到付心德111岁大寿时，前来祝寿的人们挤满了一屋子，送来的生日蛋糕、鲜花、红包等摆满了桌子。一本“民族英雄，永世流芳”的金属证书也在当天交到老人手上。在老人生前最后几年，他获得的关注超过过去几十年。

2013年7月，方军到龙陵县参加《龙陵县抗战文化暨松山战役遗址保护与开发研讨会》，与会期间，又一次看望了付心德。付心德老人看了他拿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民函(2013)630号文件后，右眼流下了一滴眼泪。该文件的中心意思是，要把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医疗救助行列。方军多次采访付心德，头一次看见他落泪。

子女们也开始重新认识父亲。老人去世前，付根林开始整理关于父亲的资料。他还考虑把父亲的衣物整理好，捐献给抗日战争纪念馆。目前，已有多家纪念馆对他表达了收藏意向。

“父亲是个英雄，全家都为他骄傲。”付根林说。他想重新给父亲刻个墓碑，把父亲曾经被家人忽视的重要经历全都刻上。

付心德去世后，家里陆陆续续在接待父亲的战友们。这些曾经的精壮小伙，如今都是饱经风雨的百岁老人。在付心德的背后，是包括盛金云在内的诸多抗日老兵，仅云南就现存近千名。看着付家墙上挽联中“为国而战，无上光荣”的字眼，91岁的盛金云眼中也泪光闪烁。说着浓重湖南话的他，在老战友遗像前显得少言寡语，但他心中所思所想，又岂是简单几句话能说清楚的。（文/记者 赵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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