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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屠杀者首次表演暴行后跳起了恰恰 5年后重回拍摄原点时却剧烈干呕

50年前，在印尼发生了一场政治大屠杀，给很多人心中留下了无法挥去的阴霾；今天，旁观者们又如何回顾历史的黑暗，那些逃脱审判的杀人者又将何去何从？导演约书亚 奥本海默的电影《杀戮演绎》回顾了这段历史，让当时的凶手以杀人者的身份重演杀人者

日前，本报对正在洛杉矶的约书亚 奥本海默进行了电话采访。奥本海默说，这部电影如同在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中完成：施暴者毫无负罪感，被当作民族英雄；而幸存者与死难者的家人至今不敢公开谈论那段往事。

■先认识两个 名词

九三零 大屠杀

1965年至1966年，印尼军队将领苏哈托组织的反共清洗中，数以十万计的印尼共产党、华人、左派人士、知识阶层被扣上 共产主义者 的帽子遭到屠杀，这段起始于1965年9月30日的历史事件被称为 九三零 大屠杀。

死亡人数统计有多个版本，最被广泛接受的推算是50万人在屠杀中丧生。大屠杀结束后，作为世界第三大共产党组织的印尼共产党被彻底清除，约30万华人在大屠杀中丧生。其间，印尼军方把杀人的 累活 交给了从社会上召集的流氓。

《杀戮演绎》

这部电影名为The Act of Killing，在美国纪录片导演约书亚 奥本海默的镜头下，影片主角安瓦尔 冈戈饰演自己。这部影片前不久刚刚获得2014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

电影讲述的正是发生在1965年到1966年肆虐于印尼列岛的 九三零 大屠杀，演员们在电影中精确地还原那些简单而高效的杀人手段。影片内容固然让人惊愕，但更让人吃惊的是演员本身 九三零 大屠杀中的施虐者本色演出。

■再回答两个问题

屠杀者为何参演？

读到这，很多人都会感到费解，为什么施虐者会出现在电影里，还原他们的杀人手段？他们没有羞愧之心吗？

奥本海默说： 采访前我会对他们说： 你参与了一场人类史上最惨烈的大屠杀，我想知道这对你意味着什么？ 通常，他们都会乐于向我讲述那段往事，他们会面带笑容，当着妻子、孩子或者孙辈的面吹嘘杀人过程。我可以很直接地用处决、屠杀、暴行这些字眼，因为他们自己就这么说。

在素材拍摄过程中，奥本海默遇到安瓦尔的亲密 战友 阿迪，当年行刑队的队长，阿迪认为自己的恶行完全正义。

政府把共产党宣传得凶残无比，那不对，我们才更狠！ 阿迪在镜头面前说。

他向安瓦尔回忆当年的 壮举 ： 你给我一份共产党分子的名单，沿着苏迪曼（将军）街，我杀了每一个我遇到的中国人，我捅死了他们。

在近50年前的那一天，红了眼的阿迪一路杀下去，即便遇到女友的父亲。

你还记得我女友是个中国人吧？ 阿迪说， 所以我也捅了他，因为他是中国人。他摔进了一个坑渠，我用砖块砸他，他沉下去了。

为何他们没有悔意？

《杀戮演绎》2012年上映后，引发国际社会关注。片中所表现出的野蛮与原始，让观众震惊。

建国五原则青年团 是1965年印尼军方最为倚重的打手团体，至今已有数百万成员。在《杀戮演绎》片中，印尼副总统对青年团训话时露骨地说： 有人说青年团是流氓，我们就是流氓头子（流氓一词来自英语freeman，意思是自由人），我们需要这样独立于政府的暴力团体。团员们，使用你们的肌肉吧，肌肉不是用来揍人的，尽管有时候揍人很有必要。

据一个杀人者回忆，从小时候开始，他们就会被各种影像资料和价值观洗脑，教育憎恨共产党人。他们是残暴的、无情的，而自己是正义的。即使做法是错的，那也该是政府去道歉而不是自己。

奥本海默说： 我相信，任何一个看过这部片子的印尼人都意识到这是错的。但那些暴徒却为当年的屠杀罪行感到骄傲，没丝毫悔意。

奥本海默说，这是因为他们仍掌握权力。与德国纳粹不同，这些行刑者从未被追究责任或剥夺权力，他们也从未有过反省。另一点与纳粹大屠杀不同的是，他们认为当年的印尼大屠杀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支持，并有印尼政府和军方做后盾。这样的背景下，暴徒们对当年做过的事无所忌惮，讲述时也毫无保留。

导演称不会再回印尼

《杀戮演绎》公映后，雅加达《时代周刊》推出长达六十页的封面专题《一九六五年刽子手告白》，访问了多名曾参与屠杀印共及其支持者的凶手。访谈中，他们对当年的作为全无悔意，因为被杀者是 无神论者或异教徒 。

即便是《杀戮演绎》的制作团队，也不得不对 未开化 的暴徒有所防备。该片一位印尼籍制片人拒绝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主创名单中，奥本海默也明确表示： 我不会再回到印尼。

无论如何，《杀戮演绎》成功地让世界注意到50年前那件血腥的往事。在获得今年奥斯卡奖提名之前，《杀戮演绎》已在全球各地的电影院和电影节上公演了一年多，已获得了十多个国际大奖。

■聚焦安瓦尔

从小混混变成杀人小队头目

安瓦尔在《杀戮演绎》中饰演自己。1965年屠杀发生前，他是棉兰省的一个小混混，靠囤积倒卖电影票谋生。当时，印尼共抵制从美国进口的西方文化产品，这让他的收入骤减。随后，军方招聘行刑队员，安瓦尔报了名，最后他成了臭名昭著的杀人小队的头目，一个准军事组织的负责人。在北苏门答腊的棉兰，当地的父母会用安瓦尔的名字吓唬那些不听话的孩子。按照安瓦尔自己的说法，死于他手的 共党分子 不下千人。

他是我遇到的第41个刽子手，我们见面的第一天，他带我来到当年杀人的地方。 奥本海默说， 我们任由他选择喜欢的方式，重现当时的杀戮情景。

杀人地点是一栋二层楼房的露台，面积不大。 这里有很多鬼魂，因为很多人在这里被杀。 安瓦尔说， 他们来时很健康，到了这都被毒打，然后死了。 说到这，安瓦尔抱着头蹲在地上，模仿受害者。

最初，成车拉来的人被毒打致死，地上有太多血，难闻的气味让刽子手无法忍受。很快，安瓦尔等人发明一种 快捷 的杀人工具 一段绑在木棍上的铁丝。他们用铁丝缠绕住被害者颈部，一端固定在粗水管上，自己则握住另一端的木棍用力拉。

就这样，不会有太多血。 安瓦尔解释。在这一切表演完之后，他开心地跳起了恰恰。

他饰演的这段被完整记录在《杀戮演绎》中。等看到这段录像时，安瓦尔对自己的服装并不满意， 干这种事时，我是绝不会穿白裤子的。

在另一个片段里，安瓦尔用桌腿压在男子的咽喉，自己坐在桌上，再招呼更多的人上来。随后，一整排的刽子手一边看着街上的风景和对面的电影院，一边打着节拍唱起歌： 你好，万隆，美好时光的城市。你好，万隆，美好回忆的城市 一首歌只唱到几句， 他就已经死了 。

安瓦尔曾解释自己的部分杀人手段：来自好莱坞黑帮题材电影。

睡觉时常从噩梦中惊醒

奥本海默说： 2001年，我前往印尼记录一群在种植园劳作的大屠杀幸存者。但每当我们架好摄像机，都会遭到印尼军方的阻拦，种植园对我们也严加戒备。我认为这条路走不通了。这时，一名幸存者提醒我说： 约书亚，为什么不尝试和那些杀人者直接对话？让外面的人看到，这个政权是建立在对大屠杀的认可和对杀人者放纵的基础上。

从那之后，奥本海默开始尽可能地与杀人狂们对话。 我花了2年时间拍摄每一个我遇到的刽子手。在遇到安瓦尔之前，我采访了40个，他是第41个。 奥本海默说，安瓦尔之前的40个刽子手对纪录片丝毫没有概念，一味地在镜头前吹嘘年轻时的 壮举 ，但安瓦尔受到良心的折磨，杀人一直是他的梦魇。

如今，安瓦尔的身份已是一个祖父，看起来和善而友好，身材瘦削，肤色黝黑。

我感到安瓦尔正在承受来自内心的不安。起初看到电影中的自己时，他表现得很不自在。尽管他不愿承认，但这很明显。 奥本海默说，在那之前，从未有组织或个人要求他道歉，他自己也说过，这些年来会突然被噩梦惊醒。让人感觉他的吹嘘和忏悔可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之后，奥本海默用5年时间拍摄安瓦尔。片子开头安瓦尔在屋顶平台演示杀人过程，那是他们初次相识。在一次表演中，安瓦尔扮演曾被他杀害的角色，体验被殴打和勒死。那一刻，安瓦尔以为理解了那些被害人的痛苦，而奥本海默的最后一击让他彻底崩溃 结尾，他再次回到那个屋顶，回忆残酷的杀人过程时，他开始剧烈地干呕，这是5年拍摄期最后一个镜头。

作为影片的第一个观众，安瓦尔老泪横流地说： 电影中的我才是真实的我。

奥本海默说： 我曾问过安瓦尔： 你害怕报应吗？ 他说： 报应像是一条自然法则，我可能会变成瘸子，我猜想，这就是神对我的惩罚吧。

■现状 官方

印政府首次承认屠杀暴行

有媒体记录，当《杀戮演绎》在柏林上演时，人们曾经想过，是否能将当年的行刑者们在国际法庭上绳之以法？然而，就在2013年5月21日，印尼政府正式宣布，拒绝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这意味着这个已经有109个缔约国的国际组织，仍然对于安瓦尔和他的 战友们 无能为力，对于至今讳莫敢言的受害者们爱莫能助。

然而，这部片子在印尼已经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在大屠杀发生后的50年后，始终默不作声的印尼主流媒体也打破沉默，开始大篇幅讨论这次种族灭绝式的大清洗。

印尼政府的看法也正在转变，但由于一些当年大屠杀的制造者仍然掌权，要想彻底为被杀者昭雪并不容易。比如现总统苏西洛，尽管他与这起惨剧没有瓜葛，但他的岳父萨尔沃 埃迪却主导了1965年的大屠杀（萨尔沃中将原是印尼陆军特种部队司令）。《杀戮演绎》获得奥斯卡奖提名后，印尼官方发布一份总统声明，指出发生在1965年的大屠杀事件是反人类的、反人权的暴行，这在印尼历届政府中是第一次。

二战后，人类开始步入现代文明，但发生在同类间的屠戮事件依然没能避免。幸运的是，从卢旺达、红色高棉到塞尔维亚，大屠杀的祸首们已经或正在受到国际正义力量的裁决。

■现状 民间

死难者后人和屠夫的孩子们一同祭奠死者

奥本海默说，在印尼，每个想观看这部电影的人都不需要付费，只要一个能上网的电脑就可以。在中爪哇岛的一个村庄，一群参加过1965年大屠杀的学生将大屠杀幸存者们请到了一片受害者集体墓地，放映了这部片子。每年斋月，幸存者和受害者的后人都会来到这片集体墓地，祭奠死难者。在放映现场，死难者的后人和屠夫的孩子们一同默哀，这虽然只发生在一个小村庄，却开启了通向和解的大门。

本报记者单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