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社会已经越来越缺乏共识，一定程度上讲这是多元社会带来的，但这也让新政策的推进变得很艰难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高层政治既神秘，又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题。

同样的问题对于李成来说，就显得不是那么不可捉摸。尽管他也承认，有不可预测的因素会影响到他研究的准确程度。

李成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 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资深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美中关系，以及中国政治和中产阶级。他还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国国会中国工作组顾问团队、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 百人会 等机构的重要成员。

布拉德 皮特主演的《点球成金》是今年美国热映的一部电影，主要情节是皮特扮演的棒球队总经理利用计算机数据分析，对球队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让奥克兰一家不起眼的小球队能够与纽约扬基队比肩。

李成的研究方法和电影里的皮特很有些相似，都是建立庞大的数据库，然后分析其中规律，最终得出结论。只不过，李成研究的主要方向是中国政治高层的人事变动--这常被认为是地球上最没有规律的几个研究课题之一。

和外界的想象不同，李成和布鲁金斯学会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公开的，他对于中国高层人事动态的英文和中文分析也都能从互联网上下载到--当然，在国内打开这样的网页，有时会显示404页面。

华盛顿云集了美国一千多家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是其中最负盛名的一家，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第一智库。在这所距离国会山和白宫都不远的机构里，云集了全世界最好的一些研究人员，无论是中国的中产阶级还是阿拉伯世界的民众运动，它们都早有涉猎，而它们最著名的研究项目是外交关系、全球经济和美国国家治理。

2009年，布鲁金斯学会开展了一场有关 中国愤青 的研讨会，请来了李开复和《纽约客》驻京记者欧逸文等对华研究的资深人士。在时任布鲁金斯学会副总裁兼外交政策研究计划主任（后任美驻墨西哥大使）卡洛斯 帕斯夸尔看来，这些年轻人中的 愤青 往往有反美和狂热民族主义倾向。这些年轻人秉持的政治观点会否对美中关系造成潜在的冲击？当他们在政府或商界占据领导地位时，这些观点是否会影响他们？

李成是这次讨论的发起者和主持人，像这样的讨论每天都在进行。我们来到布鲁金斯学会时，公告栏里有不同研讨会的信息，而每位研究员每天都能收到华盛顿各家智库的信息。在全球主要媒体中，几乎每天都有布鲁金斯研究员的时评和分析。当美国成为主宰地球的最重要政治力量时，智库研究员提供的信息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世界的发展进程。

美国学者保罗 迪克逊认为思想库是美国的第四种权力，托马斯 戴伊则把思想库看作美国政治决策过程中一种发挥中心作用的协调机制。一种更形象的说法是把智库比作 旋转门 --智库成员的身份在政要与研究者之间变换。 旋转门 机制使得知识与权力得到了最有效的结合，不但使美国政治保持了活力和有效性，也使智库成为政府培养和储备人才的港湾。

以本届奥巴马政府为例，从布鲁金斯学会走出去的政府高官就有十几位：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美国驻联合国特使赖斯、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国安会亚洲主任贝德、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彼得 奥斯杰葛、主管反恐协调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 本杰明、驻北约大使伊沃 达尔德等。

在希拉里竞选民主党总统提名时，李成出任了竞选团队里的中国政策顾问。如果当时是希拉里赢得大选，李成很有可能会成为白宫幕僚中的一员。

近年来，中国政府亦越来越认识到智库的重要性，除了中国社科院等传统咨询机构外，新的民间智库也开始发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前副总理曾培炎领衔的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这家智库云集了大批前政府高官。

对比中美两国智库，李成认为，一家好的智库更应该让研究员通过真正意义上的研究，通过数据、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来说明问题，而不是让明确的政治走向来决定问题。

采访后，李成留给摄影师拍照的时间很短，他马上要去隔壁的会议室开会--美国商务部长约翰 布赖森来访了。

通过数据来说明问题

人物周刊：你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是中国政治领导人的更替，你的研究工具是什么？怎么能够保证自己收集到足够有用的信息？

李成：早期都是凭借中国官方公开的资料，尤其是《人民日报》、新华社。我是从1987年开始建立资料库，积累的东西也在不断更替和升级，现在已有两万个中国精英的资料，包括党、政、军、地方、企业、教育。比如高校系主任以上的都会有。另外还有专题分类比如说海归、清华校友网，金融精英等等。但主要是高层党政干部，比如十三大以来所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材料。

我有很多助手，我会投入很多精力训练助手。数据输入要花很长时间，如果做得不好，结果都是无效的。现在随着中国的开放，很多资料都是公开的。即使这样，十七大的371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也会有一两个人资料不全，即便他们的级别都已经非常高了。

人物周刊：对于很多中国民众来说，高层政治还是显得很神秘，你通过对公开数据的整理能得出什么结论？

李成：有许多趋势是可以总结出来的，可以看出很多新的格局。在1987年，当时还是十三大，我就首先预测了中国技术官僚的崛起。之前的十二大是没有技术官僚的，三十来个省和直辖市的书记和省市长、近三十个正部长，只有一个人是技术官员，就是李鹏，当时他是电力部部长。就是一个人，才2%。5年以后就变成30%。

但是看副职数据就可以分析预测了，尤其是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第一副部长，他们中较年轻的都很有可能晋升。1980年代，包括1990年代初，西方社会是否认中国有技术官僚的，但从这个角度分析，技术官僚将构成中国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层的主体。

当时干部的文化结构都是很低的，1978年，大学毕业生在政治局里面只有23％，在县级干部里面是2%，军队将领是4%。后来政治局就几乎是100%，其他也都是90％以上。当然你可以说有些学历不正规，但毕竟还是拿了学历的。这些情况通过大量数字是完全可以反映出来的。

另外，还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地方和学校的渊源，比如清华的毕业生有多少。我在1991年博士论文中就用数据指明了 清华校友 的崛起。1990年，当时很少有人去清华做社会科学研究，我就去研究清华的关系网，所以精确知道他们这些人以后会上升很快。

人物周刊：你会把和中国领导人见面作为研究手段么？

李成：现任政治局委员当中有将近一半人我都见过，但这方面资源我很少用。有时候是访谈，大多是跟代表团一起见面。如果不是正式的、经过双方同意的访谈，我就绝对不会用于我的写作和评论。

虽然有很多机会进行近距离地观察，但我更多的还是通过数据来说明问题。比如现在技术官僚比例开始下降了，从资料库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2002年，技术官僚数量到顶峰，占高层领导的70％还多。但现在已经开始下降了，回到百分之三四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