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左）握着当年的政治老师张贵斋的手，说：“终于可以向老师们道歉了。也因为这张大字报，刘进由高三3班的民兵排长，一跃成为统管全校学生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宋彬彬成为四个副主席之一。

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左）握着当年的政治老师张贵斋的手，说： 终于可以向老师们道歉了。 作为 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的人 、 杀死母校校长的刽子手 ，宋彬彬道歉引起的反响，远比陈小鲁等红卫兵道歉引起的反响复杂得多。 （韩萌/图）

1966年8月18日，宋彬彬在公安部长谢富治的允许下，为毛泽东戴上了红袖章。从此 坠入 被符号化的一生。 （CFp/图）

原标题： 我们是那个时代的污点证人 宋彬彬的符号人生

19岁那年，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戴上了 红卫兵 袖章，从此一生都穷于应付追捧、流言、责骂与内心冲突。如今，67岁的她终于鼓足勇气面向社会道歉，却发现仍然无法摆脱自己身上的 符号 。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一边骂她，一边期望她永远做那个符号性质的人。

2014年2月11日晚上，两个老人在争论。

王冀豫和常砢，这对空军大院里一起长大的北京发小儿，根红苗正的红二代，现在都已经过了60岁。

他们在说几十年前的一场打斗。在那场打斗 确切地讲应该是 武斗 中，16岁的王冀豫打死了一个比他大3岁的男青年。由于死者父母的宽容，他并未受到实质性的法律追究。晚年，他主动向媒体袒露自己那段往事，以 武斗打死人，忏悔四十年的红卫兵 而著称。

而常砢，正是当年找他去参加那场武斗的人。

你不要总把那事儿当做一种沉重的负担。 常砢试图开解王冀豫。几十年来，王冀豫总是想跟他讨论有关武斗、 文革 的种种话题，他总是绕开。 当时就是那种形势，你死我活。你不打死他，他就捅死你。

那么是什么让我们你死我活呢？

打破沉默的是王冀豫： 你看你把人家宋彬彬害的。你推她，让她上去戴袖章，结果她背了几十年黑锅。

那可不。要是我上去戴袖章，那可能没我现在坐在这儿了。照我这种闹法，可能 文革 期间就被人打死了。

这场讨论的一个月前，他们共同的熟人宋彬彬 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一个67岁的丧偶老人，正在她的母校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一间会议室里捧着《道歉书》一字一句地念，几度哽咽落泪。她的面前，是数十名她当年的老师、同学，和不停拍照的媒体记者。

道歉之后，社会评论铺天盖地而来。或赞或詈。

是文质彬彬的彬吗？

这是位瘦瘦高高的老人。朴素的白绒衣，黑外套，青丝中夹着丝丝白发，一副高度近视镜架在鼻梁上。面对记者们的摄像机，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尽管曾经声明过 不接受采访 ，她仍然半推半就回答了一堆问题。回到母校，她似乎回到了高中时代 那时，她有个外号， 小迷糊 。

无数人通过电影、广播、报纸得知了她的 壮举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身着军装，出席百万人规模的 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 。天安门城楼上，她将 红卫兵 袖章戴在毛泽东左臂上，一跃成为红卫兵的代表性人物，乃至十年 文革 最著名的LOGO。

而常砢，这一 壮举 的直接导演，却鲜为人知。

这几十年，我跟别人讲这事儿的时间加起来都没今天多。我父亲一直到去世都不知道。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总结。

这位原空军大校身高一米八五。正因为个头高，他这个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的初三学生才能在那个上午被选拔进 代表 队伍，登上天安门， 策划 了向毛泽东献袖章事件。

这一切本来都是偶发事件。

几天前，风云突变。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7名常委扩大为11名，刘少奇由第二降到第八，林彪则上升到第二位，成为毛泽东新的接班人。同时，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将 文革 由毛泽东的个人决定上升为全党决议，山雨欲来。

从现存的影音资料上看得到：城楼上，很多国家领导人脸色阴沉，一言不发。同天安门下狂热高呼 毛主席万岁 的群众形成极大的反差。临时决定，安排一部分中学生上城楼，以活跃气氛。常砢和宋彬彬就是其中两个。此前，年龄相差3岁的他们素未谋面。

常砢的父亲是一位中将，中国空军的缔造者之一。那天也站在城楼上。

我自己的袖章是一块没有字的红布，给我爸戴上了。后来就看见宋彬彬戴着 红卫兵 袖章。我想，让这些老革命尤其是主席戴上袖章，我们红卫兵不就被承认了吗？ 常砢先是朝宋彬彬要来了她戴的袖章，想闯过去给毛泽东戴，被便衣警卫拦住。他回来，带着宋彬彬和另外一男一女，四个学生又奔了过去。 我们俩男生把便衣抱住，她们俩就过去了。一会儿宋彬彬回来跟我说：戴上了！

在毛泽东身边，宋彬彬遇上另一道防线 公安部长谢富治。谢富治认识她，问： 干什么？ 给毛主席戴袖章。

她的运气出奇地好。接下来的半年内，毛泽东又接见了7次红卫兵，总人数达1200万人次。这7次接见已被 正规化 ，献袖章这样的自发举动不再被允许。

被戴上袖章的不仅是常砢的父亲和毛泽东。周恩来、林彪 无数中学生在城楼上寻找着国家领导人，给他们戴上字迹、规格、型号各异的袖章。只有刘少奇予以了拒绝。另外一个男生想给毛泽东的右臂戴上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的袖章，也被拒绝。两人采取的方式一模一样，都是一言不发，用手往下撸。

现场，一个女播音员用播音腔复述了毛泽东和宋彬彬在城楼上的即兴对话： 你叫什么名字？ 叫宋彬彬。 是文质彬彬的彬吗？ 对。 要武嘛。

梳着两条小辫，戴一副白色塑料框近视眼镜的宋彬彬双手握住毛泽东的大手，咧着嘴笑，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

她没有料到，这几句话改变了她的一生。

升起又坠落的政治明星

2014年1月12日上午的那间会议室里，道歉、鞠躬、落泪的还有另外一位老人。

不同的是，她道歉的对象还包括了宋彬彬。

对不起我的同班同学宋彬彬，是我让你和我一起贴大字报， 八一八 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

矮一些但身板壮实的刘进同样头发花白，戴着眼镜。她是这场道歉会的核心组织者。当年，她是学校的头号政治明星。

我那时候就跟农村来的土丫头似的。对学校的做法很不满意，工农子弟太少，太注重升学率，存在明显的 骄娇二气 刘进也是高干子女，她父亲刘仰峤曾任河南、湖北省委书记，最后调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她跟着转学到北京，马上与环境迎头相撞。女附中不满意她的考试成绩，硬是给她留了一级。

女附中 当年的实验中学，全称是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 ，只招女生。北京最好的女子中学这一头衔，它当之无愧。1965年高考，清华某专业在北京只给三个女生名额，全部被女附中夺走。毛泽东、林彪、、刘少奇等一大批最高领导人、大知识分子、社会名流的女儿都从这里毕业。

进入女附中的刘进很快成为学校大力表彰的模范学生，给全校做报告 怎样克服骄娇二气 ，第二年就入了党。每天6点多她就到校，带领同学长跑、做60个仰卧起坐、俯卧撑。参加劳动，两个女生抬一筐土，她一个人挑两筐。爱用笛子吹《丰收歌》的宋彬彬很快成了她的跟班。

几十年后，一个同学对她说，刘进，你那时候太左，对我们压力太大。我有一次穿了一条新的浅黄色裤子，你看到了，说：这颜色这么漂亮？结果我再也不敢穿了。

1966年6月2日早上，正在跑步的刘进听到喇叭里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深受启发：原来我们也可以这样！随后她找到宋彬彬：愿不愿意一起写大字报，给学校提意见？宋彬彬同意了。这张大字报，开启了女附中的 文革 历程。

也因为这张大字报，刘进由高三3班的民兵排长，一跃成为统管全校学生的 学生代表会 主席，宋彬彬成为四个副主席之一。

你当过学生会文体部长，认识的人多，你挑40个人带上去吧。 1966年8月18日当天凌晨，刘进带领全校上千名学生出发赴天安门，参加毛泽东接见。早上，她听到城楼上高音喇叭喊道：北大附中，上来40个；女附中，上来40个 就喊来了宋彬彬。 宋要武 由此诞生。而原先的政治明星刘进，则融入了普罗大众。

两天后的8月20日，《光明日报》刊发署名 宋要武 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 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 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拿人名开玩笑是毛泽东几十年的习惯，从彭德怀、尼克松，到身边工作人员都被他调侃过。他有时意有所指，有时不过随口一说。宋彬彬至今否认《光明日报》那篇文章出自她手。但名字引发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

它给蔓延大江南北的 文革 暴力火上浇油。陈毅之子、当时北京八中的学生领袖陈小鲁感叹地回忆： 这句话真是要命啊 他们认为这是个号召，所以武斗控制不住了。人家说，毛主席都讲了 要武 嘛！ 几天后，八中党支部书记不堪被学生殴打，自杀身亡。在 破四旧 高潮期的1966年8、9两个月，仅北京就有1772人被打死。

而 要武 的直接承担者，当然是宋彬彬本人。在她给毛泽东戴上袖章的13天前 1966年8月5日，女附中的党支部书记、副校长卞仲耘死于该校女生的一次揪斗，成为北京最早殉难的教育工作者之一，年仅五十岁。史称 八五事件 。几十年后，为了辩白自己与 宋要武 、与 八五事件 、与校长之死的关系，晚年的宋彬彬搞到心力交瘁。

1966年下半年，随着 武斗 斗遍全国， 宋要武 的暴力LOGO地位日益凸显。女附中学生叶维丽去南方，发现到处贴着传单： 宋要武 亲手打死了六七个人。关于她参加 杀人竞赛 的种种流言在各地流传。宋彬彬本人到外地串联，在火车上遇见邻座几个人痛斥 宋要武 ，生怕被人认出来，赶快把眼镜摘下来，跟着一起骂。

另一个上天安门城楼的女附中学生刘沂伦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年10月，她在学校发现门口的收信箱里有许多写给 宋要武 的信，没人动过，就拆开看。一半是 向宋要武致敬、向宋要武学习 ，另一类是请 宋要武 去 支援 他们。

当时，从中央部委到地方省市，都已陷入大乱。全国都有中学、小学改名 要武中学 要武小学 ，各地政治势力纷纷声称， 宋要武 在当地支持他们。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学校，要找 宋要武 。不堪其扰的宋彬彬决定改名。在同学建议下，她改名为 宋岩 。写给 宋要武 的信，她从来没有拆过一封。另外一名女附中学生苑秀琴看见她被一群女生围在当中： 你应该叫宋要武了 。她说： 那不是我的名字。

而她的父亲 开国上将、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不久也被打倒，成为 东北最大的走资派 。

1969年，被软禁的宋彬彬从东北逃到刘进插队的内蒙古。人还没到，当地人已经听说 宋要武 杀人放火甚至强奸妇女，不敢按普通的插队知青收留她。她得不到口粮，全靠一些北京知青收留才活了下来。

与此相关的是，至今没有任何人能提供出宋彬彬在 文革 中参与打人、抄家的可信证据。

那是女附中的校耻

宋彬彬到底有没有打人？

第一个在官方层面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中共中央组织部调查组。1980年代，在美国留学的宋彬彬被人告了。

1980年，宋彬彬去了美国，就读于波士顿大学地球化学专业。就在这期间，有中国留学生举报她： 宋要武 怎么来上学了？她是个杀人狂！中国大使馆很紧张，要求中组部调查。

他们得到的回答是：没有看见。

说这句话的人，是时任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教导主任的王本中。

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总是给人温文尔雅印象的王本中已74岁。他在这所学校工作了40年，甚至 实验中学 这个名字也是他的创意。当年，他是名年轻的数学教师。 八五 那天，他战栗不已。2014年1月12日的道歉会上，他发言： 那是女附中的校耻。

有了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证明，宋彬彬才得以完成学业，1989年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地球化学女博士。她很感激学校。

她又一个没想到：多年后， 宋要武 与 校长之死 再次进入公众视线，搅动民间尘封的 文革 伤痛，实验中学亦是始作俑者。

卞仲耘之死是实验中学的一个避讳话题。她死后几十年，学校再没人提起卞仲耘这个名字。直到1980年代，才有一名目睹其事的女生写了一篇相关文章，《女性的野蛮》。文中还原了那场揪斗的发起过程： 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 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 ， 走，打黑帮去！

文章的作者王友琴，从此也与宋彬彬的名字连在了一起。

时为高一3班学生的王友琴在女附中连跳两级，在班里年纪最小，给人以羞涩、很少说话的印象。1979年，她以全国高考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赴美留学，成为芝加哥大学中文教师。几十年间，她回国做了大量有关 文革 受难者的采访工作，成为有影响的海外 文革 研究者，被民间称为 有良知的历史义工 。由于她的文章， 八五 才进入公众视野。

当年目睹校长被自己教出来的女学生殴打、侮辱乃至死亡过程的女生们，也都开始撰写回忆文章。连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其所著的《红色家族档案》中都提及了此事。

影响最大的还是王友琴。除了先前几篇文章外，她记录659名 文革 死难者故事的专著《文革受难者》于2004年出版，对卞仲耘之死的描写有两万余字。

然而，她关于此事的文章，逐渐引来了海内外 文革 研究者越来越大的争议。有人指责她用 蒙太奇 手法歪曲事实。

在多篇文章中，王友琴对宋彬彬使用的称呼是 红卫兵负责人 。实际上，在卞仲耘之死的当天，北师大女附中是否成立了 红卫兵 ，都是一个问题。类似的问题还有一连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