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早上，香港TVB荣誉主席邵逸夫在家中离世，享年107岁。对于香港来说，他缔造了东方好莱坞、创造了TVB的电视神话，稳居超级富豪榜，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而邵逸夫能够在大陆被广为人知，除了风靡多时的TVB连续剧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遍布全国的“逸夫楼”、“逸夫学校”，因为他是一位充满传奇的教育慈善家。

25年捐赠近50亿，逸夫楼遍布全国

截至2012年，105岁的香港著名实业家、慈善家邵逸夫25年共捐赠内地教育47.5亿港币，捐建项目总数超6000个。

逸夫楼密密麻麻的遍布中国，堪比收费站的规模令人震惊。尽管有网友指出，地图的关键词并不完全准确，略有夸张，但是，25年6013个教育项目的捐赠足以令人动容。

几乎每一个大学都有一座逸夫楼

尽管邵逸夫先生今年已经107岁高龄，但是去世的消息还是令许多人感到震惊。短短的消息，自1月7日早晨被爆出以来，就开始占据着各大媒体的重要位置甚至头条。而由于在大陆“逸夫楼”的影响巨大，许多网友纷纷发起“随手拍逸夫楼”活动，以纪念离世的邵逸夫先生。网友@灰鸽子银水 在微博中说：一瞬间我所有的微博好友都在转邵逸夫。这证明……他们全都上过大学……

的确，逸夫楼在中国大学中往往有着特殊的地位，而对于读过大学的人来说，也有着特别的情结。在高校基础设施落后的上世纪90年代，逸夫楼往往是一座学校里最现代化的建筑。而因为其往往是教学楼或者图书馆，学生又有着很高的使用率。即使到了2000年以后，高校基础设施有所改善，邵逸夫先生的捐赠仍未停止。2003年11月20日邵逸夫先生与华中科技大学共同出资建造的逸夫教学楼开工，在建成时是亚洲第一大教学楼。

不只是大学，邵逸夫对基础教育的贡献同样不可磨灭

之前，很多人熟知逸夫楼和邵逸夫都是在高校的逸夫楼里，而事实上，邵逸夫先生的慈善捐助对于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同样功不可没。据统计，截至2012年，邵逸夫基金共捐建了中国内地大、中、小学和职业技术学校、师范学校、特殊教育学校6013个项目，包括图书馆、教学楼、科技楼、体育馆、艺术楼、学术交流中心等，遍布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

而根据另一份统计，中国高等院校包括本科和专科在内，只有一千五百余所，而一座院校拥有两个或者以上邵逸夫先生捐赠的项目少之又少，所以，6013个项目中，至少有超过4000个是投入在高等教育以外的领域，而基础教育领域的捐赠数目不可忽视。尽管，它们没有像高等教育的捐赠这样风光和名声，但是它对于中国教育的推动，尤其是贫困地区教育的发展，作用绝对是不可小觑的。

而且，邵逸夫捐赠的项目里鲜有卷入争议者

在慈善和社会公益方面，邵逸夫先生无疑树立了一座丰碑。早在1973年，邵逸夫先生就在香港设立私人慈善机构，确定宗旨是协助促进教育、医疗和艺术事业的发展。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四十载。与其他一些慈善家不同，邵逸夫先生捐赠的教育项目和学校，鲜有卷入争议者。这源于其规范的基金会运作与管理，建立与大陆办学环境相适应的捐赠机制，这也是值得大陆公益机构学习、借鉴的。

邵逸夫留下的遗产是什么？

邵逸夫对大陆高等学校和基础教育的捐赠，都是通过香港邵逸夫基金实施的，而在实施过程中，与教育部建立紧密合作，可以说，这是民间慈善基金会与官方合作，共同改善学校办学条件的典范。

严格的管理办法确保捐赠项目不“短命”

邵氏基金在教育领域的捐助对象主要有两类：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并且对这两类的捐助范畴做了界定：

高等教育的捐助对象要求是国家公办本科以上的高等院校。资助与教育教学密切相关的建筑，如图书馆、教学楼、实验楼等，每个项目不超过500万港币，建筑规模在10000平方米-20000平方米。

基础教育的捐助对象主要为贫困地区的中小学，包括县级以下（含县级）的完全中学、高级中学，农村初级中学和九年义务制学校，地市级特殊教育学校兴建教学楼、实验楼等项目。

同时，邵氏基金还设立了一套审批程序，保障赠款能有效合理使用。无论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的审批项目，都由教育部专家评审后向邵氏基金推荐，没有经过推荐的不会获得捐赠。教育部对每个项目的审批都制定了相关的审核条件和指标，尽可能科学选择。

通过教育部门的评审，以确保其捐建的项目，不是“短命”项目——邵氏基金明确规定，赠款兴建的基础教育项目，应建设在经过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后的，长期保留的学校；项目的使用期至少在五十年以上。

“政府配套”作为条件，“迫使”财政投资教育，让几代学子受益

虽然邵氏基金出资捐赠的项目都有命名上的要求，比如逸夫楼、逸夫学校等，但是每个项目并不是由邵氏基金全额出资，而是邵氏基金和教育行政单位共同出资。

根据所属体系不同，两方的出资比例也会有差别。比如，对高等院校的捐助比例为1:3，该校的必须提供不低于捐款数额3倍的配套基金。对于基础教育，比例则是1:1，也就是学校所在省级行政部门需要提供不低于捐款数额的配套基金。

也可以说，邵氏基金出资捐赠，实际上推动了行政部门对教育教学的硬件投入。并且，邵氏基金还要求由由高等院校、教育厅（教委）设立赠款项目建设资金专用账户，统一管理两部分来源的资金，防止赠款挪用。

为确保工程如期进行，赠款分两批到账，建筑主体完工拨付50%，全部竣工并完成镶嵌命名再拨付50%。

结合国情与官方合作，共同改善办学条件

对于被捐助的学校来说，邵氏基金不仅带来资金，还有政府教育部门的重视。

邵氏基金规定，凡是接受赠款的学校都会获得行政保障：为通过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列入当地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将长期保留的学校。这一条也是学校非常看重的地方。因为学校的发展，除了有充裕的资金来支撑软件和硬件外，还需要行政部门的政策倾斜。

不仅如此，邵氏基金还对捐助项目的建设进行质量监控。从校园总体规划布局到各种管线的铺设，甚至包括学校内部的绿化程度都有详细的指标。高等教育竣工2年后，基础教育竣工1年后，还会对项目进行评审，并在其中选出“优秀工程”的邵氏项目名单。

以其名字命名的“逸夫楼”，在当地核算所需费用如果超过他的预算，“逸”字的最后一个点会缺笔，而如果他全额出资建造，则是全字。

不是邵逸夫做得太多，而是其他人做得太少

邵逸夫先生捐赠的教育项目和学校，都有逸夫命名的，对此，也有人认为不妥，认为他是沽名钓誉。但其实，恰恰是像邵逸夫先生这样“沽名钓誉”的人太少，而非太多。

教育慈善，其他人为何做得那样少？

在中国，教育慈善一直有很多人在说，也有一部分人在做，但始终处于小打小闹的状态。如邓飞在一直做的“免费午餐”，又如很多人再做的贫困项目支教，他们多是凭一腔热情，却很少如邵逸夫先生一般是亿万富翁，用自己的财产推进中国教育的前行。没有孰优孰劣，只是反思为何很多中国富人不能像邵逸夫一样”慷慨解囊“。

在美国，推动富人捐赠的一项重要动力即是通过捐赠可以抵消部分个税，这也让富人为了避免高额的税收而更愿意把这部分钱花到他们更愿意看到的地方，比如教育。但是，中国由于税收制度的不完善，且不说不能通过捐赠减免税收，反而是富裕阶层成为更容易逃税的群体，自然在经济层面就失去了捐赠的动力。

再者，由于教育体制的僵化和与学生的脱节，是很多学生并未感觉他们的大学生活有多么的美好。他们对大学并没有充满感激，反而因为僵化的体制和潜规则盛行而充满鄙夷。在欧美，校友捐赠是高等院校捐赠资金的重要来源。而在中国，一个学生未来即使再有钱，又怎么会给鄙视的对象捐款呢。

而最关键的是，中国高校的僵化和腐败并没有因为时间而褪去，反而愈演愈烈。不断爆出的科研造假和腐败案件令人寒心，又怎么会有人心甘情愿的让自己赚来的钱送给这些高校官僚们来打水漂呢？

面对公益人士，官方也不必“如临大敌”

中国内地近年来民间教育慈善事业也迅速发展，但却存在效率不高、民间和官方各自为阵的问题，甚至有公益人士与地方政府产生矛盾，这有多方面原因，包括一些地方政府觉得公益人士是在添乱(不像捐钱那样受地方政府欢迎)，但也有教育慈善本身不规范、选择的慈善模式不合适的问题。

邵氏基金在内地多年的规范运作，大规模捐赠5000项目的慈善伟业，给大陆教育慈善公益人士的启迪是，民间教育慈善，完全可以和政府部门形成合力，各司其职，推动教育进步。这一点，内地的营养午餐计划，也可以说是民间和官方互动的成功案例。

教育本来就是公益事业，需要更多邵逸夫式的慈善家

邵氏基金的运作模式和邵逸夫先生的慈善胸怀有关，这在其晚年设立的“邵逸夫奖”中也有体现，该奖设立于2002年，确立为国际性奖项，授奖对象为包括内地、香港学者在内的全球学者，评选原则主要考虑候选人之专业贡献能推动社会进步，提高人类生活质素，丰富人类精神文明。从该奖设立时，就被誉为“东方的诺贝尔奖”。

教育本就是公益事业，这一领域的发展，需要更多的慈善家，也需要更多专业、规范的慈善机构，每一座“逸夫楼”、“逸夫学校”，都是邵逸夫先生投身教育慈善事业的见证。中国教育发展，需要更多邵逸夫式的慈善家。

邵逸夫先生走了，但“逸夫模式”还在继续。正如网友所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逸夫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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