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2016年12月30日，这是2016年最后一个工作日。

在这一天里，有媒体报道称，最高人民法院已指定再审轰动一时的内蒙古农民王力军“无证收购玉米获罪”案。

此前，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农民王力军，因“无证无照”非法收购玉米，涉及金额21万元，被法院判决构成“非法经营罪”，被判以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

判决一出，公众就觉得太“穿越”了，“投机倒把罪”不是已经被废止很久了吗？

的确，目前，《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还规定，收购粮食应该取得行政许可。但是，要追问的是，收购粮食必须取得行政许可，这是否是改革的本意？通过刑法追究这样的“小粮贩”，是否固化了粮食系统的行政垄断？即便行政违法，是否应该上升到刑事犯罪的高度，追究“非法经营罪”？

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规定，“从2004年开始，国家将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实行购销多渠道经营”。但是，“全面放开粮食收购” 改革目标，因为种种原因，至今并未全面落实。反而是粮食部门通过各种“土政策”筑高围墙，阻拦其他主体进入粮食市场，达到维持垄断经营的目的。

另一方面，像王立军这样的“小粮贩”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由于粮食“量大价低”的特点，农民很少自己辛苦拉粮食到粮站去买，一般是直接卖给小贩。粮食系统坚持不加甄别地将王力军这样的帮乡亲们卖粮的“贩子”与粮食收购企业一样，搞统一的“高准入”的门槛，根本无法实现规范市场的目的，而是让“执法”变成了手中予取予求的利器。

那么，在打破粮食垄断经营的改革，举步维艰的局面之下，动用刑罚打击“粮贩子”就应该慎之又慎。

这次最高法亮出了鲜明的司法态度：规定了“非法经营罪”的刑法第225条第（四）项是一个“兜底性条款”，即“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在司法实践中，适用该项规定应当特别慎重，需要“具备与前三项规定（指非法证券期货交易）行为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处罚必要性”，严格避免将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当作刑事犯罪来处理。

“非法经营罪”不能沦为口袋罪，乃至成为个别垄断机构“看家护院”的利器。所以，不要用刑罚去强化“过时的垄断”，这并不利于推进本已迟到的改革。

济宁时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