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墓再起争议 考古专家:搞这行的都认为是真的

2016-10-15 11:07:00 来源:济宁新闻网

如同唐僧辨不出真假美猴王一般,公众对于曹操墓的心情也是如此。4年前,河南省考古人员在河南安阳西高穴村挖出了曹操墓的消息一经公布,便遭到了来自不同行业人们的质疑和上百家媒体的聚焦。公众的心情也随之阴晴不定。曹操墓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人们不禁追问。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那场甚嚣尘上的争论与激变早已沉寂。然而,一场悬而未决的纷争并没有停歇。2013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常务副所长徐光冀在《中华读书报》发表长篇文章《曹操墓仍不可定论》,再次将曹操墓事件拉回了人们的视野。

时隔4年的“内幕揭发”

当年各方人士对曹操墓的真伪争得面红耳赤之时,打着“真相披露”的幌子、假称学者的闫沛东为“倒曹派”助长了不少威风。之后随着他骗子身份被揭穿,人们才不得不感慨:一场原应严肃的学术探讨竟变成了啼笑皆非的闹剧。此时,围观者、叫嚣者、参与者都相继散去,关于曹操墓的纷争才得以消停。闫沛东的插科打诨也使不少人开始相信所谓质疑声原来很多都是考古圈外的人在胡搅蛮缠。

但曹操墓事件的戏剧化远没有结束。刚刚按下葫芦又浮起瓢。4年后,曾先后3次赶赴安阳曹操墓发掘现场的考古专家徐光冀以亲历者的身份站出来直戳曹操墓的脊梁骨。徐光冀不仅罗列了多条质疑点,矛头还指向认定曹操墓的过程其实是人为,他说:“第三次应邀考察是2009年11月19日下午,行前河南省文物局领导就跟我说‘能定就定下来’”。而且,在他看来,当年的论证会也涉嫌造假。“这次会议就是河南方面所说的,为了确认其为曹操墓而召开了两次专家论证会中的一次。但我想在这里说明:这次会议只是一次座谈会,没有形成任何文字纪要和论证意见。这一点必须予以澄清。”他还提到,论证会上并没有专家表态确认是曹操墓。“与会者对发掘收获予以肯定,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但现场没有一个人表态确认这座墓是曹操墓,包括后来写文章认定墓主是曹操的同仁。”

徐光冀的表态立即得到“倒曹派”代表人物——中国盗墓史研究学者倪方六的积极力挺。2009年,他曾在“挺曹”与“倒曹”的混战中高举“倒曹”旗帜,邀请数位专家齐聚江苏苏州共同声讨曹操墓造假,系“河南版周老虎”,成为这一阵营的代表人物。此次徐光冀的 “指证”令“倒曹派”一方很是振奋。倪方六形容徐光冀的发文为“重磅炸弹”。他说:“因为徐光冀的身份特殊,不仅是中国考古界权威,而且曾多次参与西高穴2号墓的论证。作为一名参与论证的专家,对曹操墓被论证的过程很清楚,他把外人不知道的内幕捅了出来是坚持了自己的职业操守。”

当事人不甘示弱

当年的那场纷争使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曹操高陵发掘领队潘伟斌一度饱受争议,“倒曹派”认为,河南方面对曹操墓的匆匆认定背后一定是当地政府为了拉动地方经济而设的一个天大的骗局,而潘伟斌便是这个骗局里的“前台主谋”。有的还摆出恶狠狠的架势,扬言“如果曹操墓为假,那么潘伟斌一定是造假第一人”。4年过去了,面对再一次的质疑,他苦笑着说:“假如这个墓的发掘不是我们这几个小人物所为的话,倒没有这么多的说法了。”当记者问到认定曹操墓的铁证——“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被怀疑造假时,潘伟斌无奈地说:“如果我有那么高超的造假技术早不干考古发财去了,何必还在这里苦哈哈?”

相比4年前“倒曹派”来势汹汹的质疑,徐光冀此次的发难更显得颇有份量。那么作为“挺曹”的正方会做出怎样的回应?没多久,潘伟斌的博客里出现了大篇幅回应的文章。在他看来,作为曹操墓发掘项目的主持者,自己有进行认真回复的义务。他说,除了对外公布的文物可以证明墓主人是曹操外,还有很多文物正在做整理、修复工作,还没有及时公布出来,也都可证明是曹操墓。

与潘伟斌的积极应对相比,当年遭遇“倒曹派”围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对此并没有显示出多大的热情。重提旧事,他显得谈兴不浓,“搞这行的都不愿意谈这个事。”在他看来,有关曹操墓的学术争鸣再正常不过,但演变成一件不依不饶的社会事件,博人眼球很没有必要。但他表示,搞这行的都认为是曹操墓。而且“不管从时间、地点、空间上看,西高穴大墓墓主都指向曹操。”

围观者回归理性

当年沸沸扬扬的真假混战曾集聚多少人参与其中,但喧嚣过后,更多人的态度更加理性。有网友说:“我们不得不思考:这场口水战到底有多大的学术价值。”多数人认为,证真与证伪双方都难以被公众信服。“挺曹派”中由于充斥了太多的利益驱动使他们的证言缺乏说服力。“倒曹派”中由于没有多少考古专家,容易造成外行说事,也不足以信服。

反观曹操墓争论,背后折射出的是社会公信力的下降。公众以往对学术、学者的“笃信”,已渐渐被“疑虑”所取代。学术和学者如果“涉嫌”沾上经济利益,就可能影响学术结论的严肃性,甚至损害学术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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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焦点

◆关于墓葬形制和规格

徐光冀:从墓葬的形制和规格上看,西高穴的2号墓规格较低,不应该是文献中记载的曹操高陵。

潘伟斌:徐先生并没有罗列出西高穴2号墓的形制和规格低于东汉诸侯王墓葬的理由。如果理由是指该墓葬没有东汉诸侯王墓葬的回廊或是其墓室前后室由长方形变化为方形,我认为这极有可能是作为有开创精神的魏武王曹操为区别于东汉旧制故意取消回廊而采用的新的墓葬形制。如果是指墓葬随葬品中没有银缕玉衣或铜缕玉衣,是因为曹操提倡薄葬,严禁随葬玉衣。因此,该墓葬没有出土玉衣是很正常的,如果有玉衣出现,那就更要排除其为曹操墓的可能性了。这样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该墓葬应该就是曹操墓。

◆关于石牌

徐光冀:那些刻有“魏武王常所用”石牌,只说明刻铭石牌的时间,还不足以说明该墓即为曹操墓。作为随葬品只需刻名称、数量,埋入墓中,不需要刻上墓主人的名字,如要放置刻铭,也应如六边形铭刻一样,标明物品名即可,何必要标明”魏武王“,这恰好说明该墓非魏武王之墓。

潘伟斌:如果徐先生这种说法是成立的,那么为什么在此之前的汉代墓地设有墓碑?为什么此后各代的墓葬中还随葬有墓志?在这些墓碑和墓志上为什么还特意刻上墓主人的名字、生平和功绩?难道说这些刻铭石牌或后来出现的墓志是给后世人看的吗?我想大概不是的。它们是对墓主人生前地位和功绩的肯定。

我们在《西高穴2号墓考古简报》中明确了石牌分为两类,一类是六边形石牌,其上面刻有随葬品的名称和数量,另一类为圭形石牌,其上面刻有“魏武王常所用”字样。它们之所以在形状上有区别,刻字内容上有不同,是因为这些石牌在功用和对墓主人自身意义上来说是有区别的。“常所用”应该是指其生前曾经使用过的东西,也可能是其身份地位的标志,对标明其生前特殊身份有重要意义。其他物品之所以采用不同形状,所标明的可能是其死后定制的明器。

◆关于人骨遗骸

徐光冀:首先,墓中出土的三具遗体是同时下葬,还是分次下葬,由于田野工作的疏忽,现在已经难以确定;其次,其中一位女性遗体经鉴定是50岁左右的女性与卞后的年龄不符。如果认定此墓为曹操墓,那就一定会有卞后,如果没有卞后就不会是曹操墓了。

潘伟斌:至于该墓葬是不是合葬墓,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是不是分次合葬,我们的回答也是肯定的。由于第二次打开进行合葬时,所挖墓道的宽度大于原来墓道的宽度,所以在清理墓道时是看不出两次打开墓道时的打破关系的。不过,在墓道的底部还是留下来了一些蛛丝马迹。另外在合葬时,因为不清楚墓门的准确位置,在打开墓道时向西挖过了一点,一直挖到了墓葬前室的顶部,因此,在墓门上的剖面留下了清晰的第二次打开的痕迹。关于墓葬中遗骨年龄的问题,所有曾经参与鉴定的体质人类学专家均认定那具男性骨骼的年龄为60岁左右,是符合曹操去世时66岁年纪的。而那两具女性遗骸的鉴定却有不同的认识,如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明辉和人类学研究专家张君先生鉴定的年龄为年纪大的为50岁左右,年纪轻的为20岁左右。吉林大学的朱弘教授根据其头骨上骨缝的愈合程度,认为年长者在60岁至70岁之间,但是根据其牙齿磨损程度,其年龄又在40多岁,因为鉴定最为准确的趾骨联合面没有被发现,所以,其真实的年龄还有待于进一步鉴定;而那位年少者为17岁至18岁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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