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面包车就装下她大部分家当：一台冰箱、一台洗衣机、几个塞满衣服的帆布包、几盆植物，还有一张几乎从车头顶到车尾的全幅照片。

一路上，刘成菊都侧身坐在副驾驶位，紧紧抓住相框，生怕照片滑落摔坏。那是1990年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合影，她的丈夫才力站在正中央，笑容憨厚。在那届亚运会上，才力获得男子举重冠军，并打破了亚洲纪录，被媒体称作“亚洲第一力士”。

那年，刘成菊19岁，刚刚从抚顺体校调进辽宁省举重队，开始了在省体委的生活。因为在举重队过的是集体生活，刘成菊和队友更习惯把这个辽宁省体委和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共同的所在地称为“大院”。

当时满心欢喜的她没有想过，大院里的“明星”才力会成为自己的丈夫。更没有想过，曾经的力士会突然倒下。由于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在2003年，离他们结婚5周年纪念日还有一周的那天，才力“毫无尊严地死了”。据媒体报道，“在他死去的当天，家里只有300元钱。”

丈夫去世后，这个在赛场上能轻易举起150公斤杠铃的女人，无法独自承受生活的重压。她在3年前患上乳腺癌，女儿也患有哮喘，家里还有7万元外债，向政府申请廉租房至今没有回音。

她把沈阳当作 “第二故乡” 。在这里，她经历了自己的恋爱、婚姻和荣耀，也经历过丧夫、病痛和落魄。可是如今，她只能再次回到抚顺“讨生活”。

刘成菊还记得，自己刚到沈阳时，带着冠军奖牌归来的才力已经是整个省体委、整个沈阳市，甚至整个辽宁省的英雄。大院领导开会表扬，市长亲自接见，就连当时东北最畅销的香肠品牌，都请了才力做广告。

那时的刘成菊也把才力看作榜样，她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放在了训练上。

“只要得了冠军，以后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刘成菊对教练激励自己的话深信不疑。周末队友都跑出去逛街，她就一个人在体育馆里加练，“心里想的全是怎样超过别人”。

后来，作为一名辽宁省举重队运动员，刘成菊曾拿到过3次全国冠军。

然后退役，她成了沈阳一名普通市民。每天如何走下六楼到一楼的80个台阶，是她最现实的难题。

如今，这个体重超过120公斤，做过肿瘤手术，患有心肌炎、半月板积水、颈椎病的女人，在平地上步行超过15分钟就会“浑身哆嗦”。

几乎所有的伤病都与举重有关。在一次训练中，因为阻力缠手带突然断裂，刘成菊被100多公斤的杠铃带倒，半月板严重损伤。现在，哪怕只是站立几分钟，她的膝盖也会肿得像大腿一样粗。她的颈椎和腰椎也被滑落的杠铃砸中过几次，“头晕、腰痛是常有的事”。

不仅如此，她女儿的体重也一度超过150公斤，并且患有支气管哮喘。她的母亲患有高血压、脑血栓和严重的风湿病。

祖孙三人的药费几乎用尽了这个家庭的所有收入，而沈阳菜市场里不断上涨的菜价，一步步把刘成菊推出这座城市。

面包车逐渐驶出沈阳市区，刘成菊像个雕塑一样望着车窗外，一言不发。

“新家”实际上是刘成菊父母在上世纪90年代的回迁房。推开门，整个屋子都弥漫着剩菜的味道，一张小炕桌几乎占据了客厅的所有空间，一个闹钟、几个装杂物的罐子、几个塑料袋装着的剩菜胡乱地堆在上面。炕桌的正对面就是洗手间，吃饭时如果有人用厕所，呼呼啦啦的冲水声甚至能盖过人们交谈的声音。

“现在我不想得到的，倒是全都得到了。”坐在“新家”的小马扎上，刘成菊苦笑着说。

才力的那张全幅照片就立在一间卧室的门口。它几乎是这个家唯一的精致物品，在众多杂物中，格外显眼。

刘成菊从没想象过这样的生活，她清晰地记得，这一切都是从“退役”开始变坏的。

离开大院后，才力成了大院的一名保安，刘成菊被分配到沈阳一家国营的热电公司上班。脱离运动员的身份，似乎就与大院划清了界限。刘成菊至今仍会抱怨，在大院当保安的才力为了给家里省钱，想去之前他“可以随便吃的运动灶”打饭，结果被厨师嘲笑：“都不是运动员了，还来白吃白喝。”

钱一直是困扰这个家庭的最大难题。退役后，夫妻两人每月的工资加在一起只有1200元。除去房贷和女儿的药钱，几乎没有结余。

才力的去世在当时引起不小的轰动，刘成菊也开始频繁出现在新闻报道中，称呼变成了“‘亚洲第一力士’的遗孀”。

企业家、公务员，甚至是小学生都纷纷给刘成菊捐款，“大院”也送来了5万元的慰问金。尽管如此，刘成菊一个人仍然无法支撑整个家庭的开支。

在才力去世后的几年里，她摆过地摊卖衣服，结果碰到沈阳难得一见的多雨夏季；她送过牛奶，因为膝盖疼痛，她下楼时摔倒，牛奶瓶划破了她的胳膊，最后缝了8针；她还去过网吧当夜间收银员，结果晕倒在吧台上。

她忽然发现，自己“除了能举起两块铁疙瘩，其他什么都不会”。退役后，她连几瓶牛奶都举不动了，“跟个废人一样”。

现在，她在电视上看到举重比赛就会马上换台，连体育节目都不会多看一眼。她把才力退役后在大院里的处境称作“人走茶凉”，这让她寒心。她痛恨举重给她带来的伤病，甚至后悔自己选择了举重。

“就是去要饭，也不会再让孩子进大院。”提到女儿的未来，她忽然提高了音量，“我和才力的例子还不够吗？”

她想让女儿“过正常人的生活”。她给女儿在技校报了名，打算让女儿当营养师，“要有门自己的手艺”。

有时在电视剧里看到活蹦乱跳的年轻人，她会突然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年轻过。

“15岁进体校，到25岁退役，这10年就像空白一样，我一下穿越了。”刘成菊说。

唯一能提醒自己曾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东西，是一座花瓶形状的奖杯。在1994年亚运会预选赛中，刘成菊获得了全国冠军。这本该是她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台阶，却最终成为她在举重事业上戛然而止的巅峰——为了“给年轻人更多机会”，她听从教练安排把参加亚运会的资格让给了队友。

在最艰难的一段时期，刘成菊曾托人拍卖奖杯，人家说“最多2000元”，她又不舍得卖。现在连她自己都记不清奖杯躺在哪个角落里了，对她来说，那只是一个“没人要的塑料瓶”。

“看起来有点搞笑，现在不知道压在哪个帆布包里。”女儿笑着比画出奖杯的样子说。

常年举重留下的另一样东西，是肥胖的身体。母女俩一起出去逛街时总会被人嘲笑。站在衣服摊前，老板会斜眼看着她们说：“不用看了，没你们穿的。”有时去买化妆品，店员会反问她：“你还用化妆品？”

女儿也经常被其他小孩儿欺负，被同学叫做“死胖子”。

后来，刘成菊在自己的左臂纹上了一只蝎子，还特意把蝎子眼珠点成红色。她把自己的长发剪掉，换成男人一样的平头。她还学会了抽烟，到现在牙齿都已经熏成黑色。

“我就是要让别人害怕我。”刘成菊瞪大眼睛，吐出一口烟说。

这种造型一直保持到现在，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她都不符合这个社会对“美女”的定义。坐在小马扎上，还在喘着粗气的刘成菊听到记者说自己的胳膊晒出了明显的黑白分界线，她马上起身走到镜子前，仔细端详一番，不好意思地笑着解释：“之前不是这样子的，谁知道现在这么不经晒。”

她喜欢穿深色的衣服，一部粉色手机成了身上唯一的亮色。

才力死后，刘成菊与昔日的队友也逐渐拉开了距离。她的好朋友屈指可数：两个黑车司机、一个丧夫的女人、还有一对残疾夫妇。这次搬家，其中开“黑车”的王师傅，免费帮她把家当从沈阳运到抚顺，再一件件扛到六楼。

“她一个国家级运动员现在变成这样，太可怜了，能帮就帮她一下。”王师傅说。

尽管已经与大院断绝了联系，但每到生活无法维持的时候，刘成菊还是会去“大院”找领导。她始终想不通，才力和自己都为大院、为国家作了那么多贡献，怎么能说不管就不管？

2013年，她查出乳腺癌时，女儿在微博上公布了她的病情，原本已经沉寂的舆论再次对准了这个“‘亚洲第一力士’的遗孀”。这时，大院送来了7万元慰问金。沈阳的一家医院为她免费做了手术，主治医生告诉她，自己是才力的粉丝。热电公司决定以后不会要求她去上班，但工资和补助都照发。一个大连的老板一次给她捐赠了10万元，并且懊恼自己这么晚才知道“才力家里的事”。

最让她感动的，是“政府还没忘掉才力”。才力的骨灰在公墓寄存3年后，刘成菊曾凑了几万元，打算给他买块像样的墓地。民政局得知这个消息后，为才力设计了一块特殊的墓碑，一个杠铃形状的雕塑立在墓前。

“墓地价值20多万元，跟一个将军葬在一起。”刘成菊挑起眉毛说，这是她最大的安慰。

刘成菊也不知为何，每次来到才力墓前，她记起的都是他作为亚运冠军的荣耀，似乎忘了才力生命最后那段岁月的落魄与潦草。

可感动和安慰都是短暂的，媒体离去，刘成菊的家庭又陷入了窘境。这时大院领导的电话打不通。她“换房子”的要求也被街道办事处搁置。现在，她不得不整日窝在家里，在感激和抱怨的不断切换中重复着生活。

“政策上能帮助她们家的地方，都已经做到了。” 负责退役运动员安置工作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现在，刘成菊又从生活了26年的沈阳搬回了抚顺。她对抚顺的记忆依旧清晰，那时她还不是运动员，每天都过着平凡但又无忧无虑的日子。

刘成菊15岁时，在电视上看到体校招生信息的父母决定把女儿送进举重队。父亲带她去看别人训练，当时还是少女的刘成菊被运动员训练时狰狞的面孔吓坏了。可父亲告诉她，以后要比这些人举得还要多，才能找到好出路。

后来，她真的被省里下来的教练选中了。30多个人，就选了3个。她欢天喜地坐上了去沈阳的火车。那天是3月10日，她记得很清楚，那时认为自己就是幸运儿。（杨海）

济宁社会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