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正式实施，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标志着国家开始推行全面二孩政策。一年过去了，“生还是不生”的问题仍然在很多家庭中纠结。

无关收入只是不愿生

今年33岁的张鑫是北京一家媒体记者，结婚已有三年。不过他和比他小一岁的妻子短期内并没有想要孩子的打算。尽管周围结婚的同学朋友们都相继有了孩子，但他们仍然坚持“丁克”理念。

在他们看来，生孩子实在“太麻烦了”。张鑫对记者说，孩子从怀孕到出生取名字、上户口，再到后续上幼儿园、小学、中学，直到大学，至少18年内需要操心的事情太多了。更何况，有了孩子之后，他们的二人世界肯定要终结了。

“养孩子和教育孩子太耗费时间和精力了，”张鑫说，“我们每年都想一起去旅行，也习惯了两个人说走就走的生活，不希望有太多规划，尤其不想因为孩子的事情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和二人世界的浪漫。”

尽管双方父母对两个孩子的想法并不认同，无奈两位当事人意志坚定，都不愿意要孩子。

35岁的杨帆是吉林省长春市一家国企技术骨干，妻子与他同岁，是同一企业的中层干部，两人收入在当地而言还算可以。女儿今年两岁半。在国家放开二孩政策出台之后，他就想趁着妻子即将迈过35岁大关，进入高龄产妇的空档，抓紧时间再要个孩子。杨帆父母都支持他的想法，然而妻子和丈母娘却不同意，理由是养孩子需要太多精力和时间，多一个孩子，不仅更累人，而且还会分散他们对于第一个孩子的培养，将严重影响他们的整体生活质量。因为妻子坚决不愿意，因此杨帆想要二孩的想法只得暂时搁浅。

想再生可是生不起

34岁的陈鹏是山东威海市某部门公务员，妻子是当地一所小学语文老师。两人结婚5年，儿子已有5岁。因二人都是非独生子女，之前虽然想要个女儿，但限于政策不能多生。二孩政策放开后，他们发现以两人现有的工资收入水平，很难负担起养育两个孩子的成本。他们两人的收入都在5000元左右，在威海这样的三线城市，孩子的教育生活成本也不低，每月仅花在孩子身上的费用就近5000元。

与他们同样无奈的是北京的蒋凯张雪夫妇。两人同为36岁，张雪是国家某部委公务员，丈夫蒋凯在事业单位做行政工作。他们膝下有个4岁的女儿，虽然一直想给女儿再生个弟弟或妹妹，但是北京高昂的生活和教育成本，令他们不敢轻易做准备。他们给记者算了一笔简单的账，虽然他们的孩子上了公立幼儿园，收费还算较为实惠，每月1300元。但是幼儿园之外还要报英语、钢琴等各种兴趣特长班，仅英语班一项，每节课230元，每月四节课花费912元。仅花在孩子学习上的费用每月就近5000元。这对于父母都是工薪阶层的家庭而言是不小的负担。因为他们俩人工资加起来每月也就1.6万元左右，此外还要还房贷、给车加油、买东西等。蒋凯无奈地告诉记者，他们每月都是精打细算才勉强维持，幸亏之前两人还多少有些积蓄，不然连这一个孩子养活都够呛，更别提再来一个了。

同在北京的闫锋夫妇与蒋凯夫妇同龄，家里有个4岁的男孩，也是刚上幼儿园。与蒋凯夫妇不同的是，闫锋夫妇因都是外地户口，很难进入公立幼儿园，所以选择私立幼儿园。私立幼儿园收费每月从3000元到20000元不等。他们选择了一家离家近且收费相对低廉的幼儿园，每月收费3200元。闫锋也给记者算了一笔收支账，每月全家的生活成本约为2万元，其中孩子综合开销5000元，家庭开销3000元，工作应酬3000元，汽车开销3000元，房屋贷款3000元，其他不确定花销3000元。

闫锋在一家中型民营企业做销售经理，妻子在另一家小私企做行政，两人每月收入约为2.2万元，也只是勉强能负担得起。“生二孩目前也只停留在想法层面，只有我的收入能再翻一番，才敢提上日程”，闫锋苦笑。

生得起却也有顾虑

当然即使在北上广这样生活成本高昂的城市，也有不少家庭有条件生二孩也愿意生。也有的家庭已处于二孩待产状态，还有的则已生了二孩。不过在这些家庭中，不少家长对于二孩生育后的相关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和生活照料中存在的问题表示出担忧。

可以生二孩的妇女中，高龄产妇将占很大比例。卫计委于2015年10月曾做过测算，符合全面两孩政策条件的妇女年龄约60%在35岁以上。而这也意味着医院需要配备更高水平的接生条件和更多的床位。然而这些后续的公共服务还存在一些滞后。

作为一家国内知名互联网企业的品牌总监，38岁的高斌年薪保守估计上百万元，远超一般家庭收入水平。他今年刚刚生了第二个孩子，尽管他对于负担两个孩子不在话下，但他和妻子对与二孩有关的政策和服务并不满意。高斌坦言，国家虽然放开了二孩，但是医院的配套服务和政府部门的一些相关政策并没有及时跟上。他们在生二孩的过程中，遭遇了档案难建、病床难求以及医院生产环境恶劣等诸多问题。

2016年最后一个月，怀孕不久的谢女士和家人使出浑身解数，想了诸多办法，动用了几乎能联系上的所有资源，好不容易才在北京某三甲医院为孩子建上档案。用她的话说，为了给孩子建档，他们全家“像打了一场大仗”。她对记者说，“如果怀孕7周左右尚未建档，在北京就很难拿到三甲医院建档名额了。”她身边预产期在2017年9月的朋友和同事，最近跑了好多家医院也没能建上档。

调查显示，全面二孩放开的第一年，很多医院尤其三甲医院产妇数量明显上升。这表现为即使在三甲医院建上档案的产妇，不少人面临着人满为患的生产环境。以北京妇产医院为例，这家三甲医院被誉为全国最好的妇产医院，同时也是北京市妊娠并发症急会诊转诊中心。这里的高龄高危产妇比例本来就很高。全面放开二孩之后，产床更是一床难求。尽管原有的单人间特需病房被改造成普通病房，仍有部分产妇只能睡楼道的折叠床上。

尽管如此，仍有相当多的家庭“舍近求远”来这里给孩子建档就医，因为这里“资源更好更专业”。

高斌和谢女士等不少家庭还担心，生了二孩之后家庭照料负担过重，目前社会上还缺少有安全和质量保证的公共托育等专业照料和教育机构。

著名人口学专家、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对《工人日报》记者表示，政策如果只是笼统鼓励生二孩，却没有从公共服务和相关细则上给予配套支持，那么实际的政策效应可能与政策初衷相违背。

本报记者 王瑜

济宁社会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