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长沙12月1日电题：排队难、挂号难、预约难 “超级医院”虹吸效应催生“超级烦恼”

新华社记者

每天都人头攒动，每项服务都要排长队……这就是近年出现的规模超大、人气超旺的“超级医院”。

记者在湖南、河南、四川等地采访发现，“超级医院”在服务公众卫生健康、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发挥着“超级能量”，但也背负的“超级负荷”、无处不在的“超级竞争”和医患双方的“超级焦虑”让人触目惊心。

今年9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投入使用，新增床位3000张。由此，郑大一附院其编制床位超过8000张，实际床位超过1万张。

“十多年来，全国公立医院都进入快速扩张时期。1996年，我们医院床位只有1000多张，现已增长到近4000张。”湘雅二医院副院长黎志宏说。

“超级医院”拥有着“超级设备”。记者在湘雅几家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郑大一附院采访发现，上千万元的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DSA(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系统)、pET－CT系统(非侵入性的高科技医学影像检查技术设备)等顶级医疗设备，是“超级医院”的标配。

撑起“超级医院”的关键包括“超级医生”。以湘雅二医院为例，全院职工5000多人，医护人员3000多人。医院很多医师临床经验丰富，很多基层医院的疑难杂症，他们治起来驾轻就熟。

基础、设备、人才构筑的“超级医院”，运营着“超级业务”。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年门诊量近500万人次，年出院病人30多万人次，年手术台数20多万台，2015年收入达80多亿元。

2015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门、急诊超过500万人次，出院人次突破22万人次，手术超过13万台，日门诊量最高峰可达1.8万人次。

中南大学旗下湘雅一医院、二医院和三医院日均门诊、急诊量达2万多人次，每年住院手术台次在20万台以上，年总收入超百亿元。

“超级医院”看病“超级困难”

一位“超级医院”负责人坦承，民众由过去抱怨“看病贵”，如今主要吐槽“看病难”。

——排队难。无论是挂号大厅、门诊大厅还是诊室、病房，天天排长队。在一些“超级医院”，楼梯间、住院楼走廊、楼外的大广场，时常可见有人打地铺。

尽管很多“超级医院”门诊或住院大楼配有大量电梯，但每一个都要等很长时间。“有时候等到了电梯也进不去，里面塞满了人。”患者家属张泽无奈地说。

——挂号难。前期，湖南一位儿科名医号被号贩子炒到500元，一些挂不到号的家长无奈高价求号。一位患者说，谁能约到顶尖专家看病，谁就是社会上有面子的“大能人”。

——预约难。眼下，全国很多“超级医院”试水“非急诊全面预约”，除急诊病症外，其余患者可通过手机App、微信、电话、网络或现场自助机等渠道预约。

但记者发现，预约挂号并非灵丹妙药，有的地方只是将现场拥堵变成了“预约塞车”。“一般得提前两三周，盯着手机屏幕抢号，专家号一放出来转眼间就没有了。”一位微信“秒号”失利的患者说。

——就诊难。湖南患者陈虹说，她到一家“超级医院”有幸挂上消化科专家号，但血常规、尿常规、B超、CT等检查加上等结果花了一整天。看医生却不到10分钟。医生诊断需要住院，至少要等一个月才有床位。

加床成为“超级医院”的常态。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院长李为民说，华西医院有4100张床位，但仍是“一床难求”。儿科经常加床排到电梯口，高峰期甚至楼梯间都住满了患者家属。

“超级医院”待解“超级负担”

“‘超级医院’的医护人员每天都加班，做手术的医生吃饭在手术室内。现在精神科医生快得精神病，神经外科医生中风的危险增大，儿科医生没时间给自己孩子看病……”湖南一位医生说。

一位大医院负责人说，大型公立医院最理想的状态是接收疑难重症病人，承担部分教学任务，规范化培养医学人才。然而目前的状态是，公立医院需要自负盈亏，都要创收，于是，就会想办法扩大规模。

“‘超级医院’过度扩张，形成了对医疗资源、优秀人才、患者和医疗费用的四大虹吸效应，造成了‘医保资金向上走，基层病人向上转’的局面。”湖南省一家三甲医院负责人说，“超级医院”破坏了资源的合理配置，人为地导致医疗资源的失衡。

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中央要求在分级诊疗制度、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全民医保制度、药品供应保障制度、综合监管制度5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上取得突破。记者了解到，“郑大一附院”“华西医院”“湘雅医院”等医院正在努力实施分级诊疗、帮扶提升基层医疗水平，很多探索已初见成效。

专家建议，面对医改新形势，当前需要进一步完善国家相关配套、改革医保支付方式等，多措并举引导分级诊疗改革落地。只有探索以“超级医院”为龙头，打造辐射基层的“和谐医疗生态圈”，分级诊疗制度才能真正落地。(记者帅才、苏晓洲、董小红、史林静、刘良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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