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已经走过了95年的历程，但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反腐败必须标本兼治，而治本的关键在于盯紧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于人民。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谭栖伟，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武钢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邓崎琳，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等4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在本集中现身说法，反映了党中央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强化党内监督，制度的笼子越扎越紧，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得到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

案例1 “他交的是这个权，不是交的我这个人”

“没有这个权力，他不会找你办事，他就不会给你送钱，或者送这么多的钱。他交的是这个权，他不是交的我这个人，我这个人对他来讲无所其谓，但我这个权对他来讲就有所谓。”——谭栖伟的忏悔

谭栖伟，1954年出生于重庆石柱县，曾任重庆市南岸区委书记、重庆市副市长、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2014年5月，中央纪委发布消息，谭栖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经查，谭栖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物。其中大额的钱物，主要集中在他担任重庆市南岸区委书记的五年当中。

案情回放：

南滨路位于重庆市南岸区，当年建设工作是由时任南岸区委书记的谭栖伟亲自主抓的，而他的腐败，就隐藏在这条路上人们司空见惯的角落里。

据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介绍，谭栖伟亲自主持召开南岸区委常委会，会上定下来，南滨路一律不准打“道旗式”的广告，但他自己出尔反尔，自己介绍老板李某来接。

李某是谭栖伟的老乡，他向谭栖伟提出合伙经营一家广告公司，但谭栖伟不用投资，只需要用自己的资源拉来广告业务，收益两人平分。谭栖伟一方面利用自己的权力，为李某在辖区内获得广告位开绿灯，另一方面，给辖区内的商人打招呼，让他们多关照李某的广告业务，而李某则以公司分红为名，向谭栖伟输送利益。

在重庆，谭栖伟身边总围绕着一群朋友，这些人里有他的老乡、老部下、老熟人，也有辖区内的各种商人。这种交往的实质是什么？这类朋友究竟为什么目的来和他交朋友？谭栖伟心里很清楚。

2015年9月24日，谭栖伟案公开开庭审理。检察机关指控，谭栖伟直接或通过其妻子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人民币1143万余元。

执纪者说：

“领导干部具有公职身份，党内法规也好，法律法规也好，都要求不允许经商办企业的。他这个比经商办企业是更进一步，打着经商办企业的幌子，实际上是借这种方式，不实际出资去分红。以两人合作经营的方式，掩盖他权钱交易受贿的这种实质。”

——刘立锋（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

警钟长鸣：

从一名山区基层干部一步步成长为省级领导干部，谭栖伟被赋予了越来越大的权力，本来应当用它好好干一番事业，然而遗憾的是，这权力却最终被用在了错误的地方，他的人生也因此走上了错误的方向。权力本身并无善恶，只是一种工具，用它为善还是为恶，取决于使用它的人。

案例2 “明知道违纪结果还要去做，利令智昏”

“中央发了很多的纪律要求，领导干部子女不能做生意，80年代就有。明知道违纪结果还要去做，利令智昏，我想想是利令智昏，让自己的智商都低了，判断问题的能力都低了，太深刻了。”——刘铁男的忏悔

2014年12月10日，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因直接或通过儿子刘德成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案件回放：

2006年，化工企业老板邱某经人介绍认识了刘铁男。见面交谈中，他了解到刘铁男的儿子刘德成刚从国外回来不久，便主动提出可以带刘德成一起做生意。刘铁男当时不置可否，但就在当天，他就给邱某打来电话说，你说的事情倒也可以考虑。

认识刘德成后，邱某与合伙人李某出资100万元，为刘德成注册成立了一家公司，然后通过虚假贸易的方式，直接为刘德成的公司输送利益825万余元。不久，邱某的化工项目获得了审批。多年来，刘铁男利用手中的审批权，为多个请托人的项目审批提供帮助，几乎都是通过这种“老子办事、儿子收钱”的模式。

执纪者说：

“在这个主要的岗位上，审批权是非常大的，就是我批谁不批谁、先批谁后批谁，这里面的利益都非常大。这样就有一些不法商人，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项目审批等等这些事项（去行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钟庆明（中央纪委第七纪检监察室副主任）

警钟长鸣：

近几年，国家发改委先后有11名工作人员因利用职权受贿，被检察机关依法立案查办。这些案件的共同特点，都是利用审批权力寻租，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当一个部门内的腐败不只是个案，就凸显出从机制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改革的必要。根据中央要求，发改委深入剖析了案件中暴露出的机制制度漏洞，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继续加大简政放权力度，进一步取消下放了一大批行政审批事项，推进网上审批，通过政务服务大厅使审批流程阳光化等等。通过完善机制制度，来预防、减少腐败发生的可能性。

案例3 “忘记了自己是谁，权力是谁给的，是干什么用的”

“当一把手以后没有制约了，没有人管你。在这个管理上、决策上、人事上，各个方面他那一票，不管在哪个会上都是很重要的。就是一把手签字，总会计师签了字还不行，一把手要签字，这个责任也是很大的，这个时候你自己又放松要求、放松警惕，就很容易出问题。忘记了自己是谁，权力是谁给的，是干什么用的，都忘记了。”——邓崎琳的忏悔

2015年8月29日，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邓崎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中央纪委通过纪律审查，发现邓崎琳的违纪行为情节严重、涉及面广。《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所规定的“六大纪律”，邓崎琳都不同程度地违反了。2016年1月8日，邓崎琳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案情回放：

邓崎琳出生于1951年，在武钢集团工作了整整40年。早年间，邓崎琳在武钢是出了名的工作狂，能力和敬业精神都受到好评。但2004年升任武钢总经理之后，渐渐变成了容不下反对意见的一言堂主。在选人用人上，邓崎琳开始违规提拔、任人唯亲。同时，他还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其中也包括自己的亲属。在邓崎琳的帮助下，他的弟弟邓云丰先后以10个公司的名义围绕武钢做生意，从中获得了巨额利益。

2009年，经邓崎琳批准，武钢集团第一招待所将原先的露天游泳池改建为室内恒温游泳馆，并只对武钢的主要领导开放。由于邓崎琳去游泳时都会提前清场，这座游泳馆实际上被邓崎琳独占使用。除了独自占用企业内部游泳池，邓崎琳还长期占用企业内部宾馆客房。

执纪者说：

“对邓崎琳来讲，可能更多地把武钢当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一个人说了算，想怎么支配就怎么支配。首先忘了自己是一名党员，另外是一名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把组织原则、党纪，都丢到一边去了，这样的话长期就是底线失守了，我给他总结就是心中无纪、心中无戒。”

——朱俊杰（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

警钟长鸣：

心中无纪、心中无戒，当执掌权力者忘记了权力的来源，对权力失去了敬畏之心，往往就是滑向深渊的开始。

案例4 “我带头破坏了制度，别人也能破坏制度”

“什么都要抓一把手才行，管住了一把手，就管住了问题的绝大部分。中石油出了这些问题，腐败的问题，我是负主要责任的。我带头破坏了制度，别人也能破坏制度，我腐败，别人也能腐败，所以我是中石油的历史罪人。这个我认识得非常沉重非常清楚，我对不起他们。”——蒋洁敏的忏悔

蒋洁敏，1955年出生，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曾经的一把手。2013年8月末的短短几天之内，多名中石油高管相继被调查。9月1日，当时已经调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蒋洁敏被带走调查。2015年10月，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对蒋洁敏案进行了公开宣判，蒋洁敏犯有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6年，蒋洁敏当庭表示不上诉。

案情回放：

蒋洁敏所犯的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主要行为是在担任中石油主要领导期间，违反有关规定，帮助他人获得了9个油气田区块的合作开采权，致使他人非法获利达30.4696亿元，使得国家财产遭受特别重大损失。油气田合作开采权的审批有一套完整的制度，要经过严谨的程序，但多名中石油高管，都为了满足蒋洁敏的要求，把制度抛在了脑后。

按照规定，油田在对外合作之前必须先探明储量，才允许拿出来对外合作。但是，违规报批的9块油气田里，有7块根本没有进行勘探，就被上报申请对外合作开采。在送批的报告中间有这样的表述，说这些油田属于勘探难度大、埋藏较深、单井产量低、外部环境复杂。对此，中石油原高管王道富表示，这些是编出来的一些理由。

这9块油气田的审批一路违规闯关。回顾整个审批过程，几乎每个环节都严重违反了程序和制度，中石油多名管理人员都没有负起应负的责任、把好该把的关，最终也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警钟长鸣：

中石油集团作为中央企业，负有为国家管理石油资源的重大责任，但在这一事件中，却由于个别领导的意志而层层违规，让本是国有公共资源的油田，成了个别人为自己捞油水的富矿，其中的教训，可谓沉痛。

蒋洁敏一案警醒着人们，不论对于一个单位、一个部门还是一个地方，对领导班子、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都是至关重要的。而这在过去，也往往是监督的难点甚至盲点。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反腐败需要标本兼治，而治本的关键，在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制度建设的完善，有赖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而在这个进程中，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提供坚实的保障。中国共产党作为有着8800多万党员的执政党，掌握着国家权力和执政资源。要实现对党的有效监督，除了外部监督，还必须不断创新管理制度，切实加强党对自身的监督。

十八届中央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从高级领导干部生活待遇、用房用车、秘书配备、建章立制等方面强化党内监督，坚决制止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此外，每到岁末年初，全国副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班子成员，还要填写《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与此同时，还要对这些报告进行抽查，发现不如实报告将进行严肃追究。

2016年7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这是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标本兼治的又一重要制度成果。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党章出发，总结提炼管党治党实践经验，相继颁布实施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

在2016年1月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严明党的纪律，完善监督制度，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探索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强化党内监督的有效途径。2016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10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的，绝不是一场运动式的反腐，而是保持自身肌体健康的长期建设，是践行“打铁还需自身硬”的不懈努力。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抓作风，到“老虎”、“苍蝇”一起打，再到明确提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向着高标准努力，守住纪律底线，一条从治标走向标本兼治的路径，正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济宁社会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