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理“疯狂英语李阳离婚案”，在尚无法条可依的情况下毅然签发北京首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审理一起交通事故案件时多次现场勘查，从而将一条“夺命路”变为“安全路”。审理这些案件的是今年39岁的法官刘黎。她入职朝阳法院14年，从事民事审判10年，现任朝阳法院奥运村法庭庭长、审判员，共审结民事案件3000余件，当事人8000余人，无一信访投诉，被称为“百姓信赖的基层法官”。

“不要低估每一个案件在法治进程中起到的推动作用”是刘黎常说的一句话，在庭审中她坚持法明、理透、情深，以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因成绩突出，刘黎先后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模范法官等称号，并被评为“最美基层法官”、2015年度“法治人物”，荣立个人一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

审李阳家暴案

签发首例人身安全保护令

“KIM诉李阳家暴，当时家暴法没有出台，也没法条可依据，数十家媒体和社会又在高度关注，说实话当时压力很大。”6月24日下午，阳光透过朝阳法院奥运村法庭宽大的玻璃窗，在庭长刘黎的办公室内洒下斑驳的光影。办公室内，刘黎利用周末带领同事们研讨疑难复杂案件的间隙，接受了记者短暂的采访。

刘黎是北京首例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签发者，她对此评价是“一个有益的探索”。在当时，家暴法尚未出台，在签发“无法可依”的情况下，刘黎坦承其内心的压力非常大。刘黎说：“KIM遭李阳家暴诉离婚案处于舆论风暴的核心，人身安全保护令怎么发，何时发，发了后果会怎样，后续怎么执行，这都是问题。”

她说，当时新颁布的《民事诉讼法》100条给予了其灵感，法条指出“法院可禁止损害当事人财产”，家暴是一个人威胁殴打另一个人，“我认为该类行为也可用以禁止”。

2016年3月1日，我国《反家暴法》实施，其第四章专门就“人身安全保护令”给出了具体规定及实施办法。据了解，《反家暴法》在制订时多次听取了刘黎的意见。

审交通赔偿案

将“夺命路”变成“安全路”

在刘黎的8000余名当事人中，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这个花季少女因为一次交通事故致残，双腿被截掉了。

“那天我看到小姑娘时心特别痛，她母亲推着轮椅，小姑娘目光呆滞地坐在轮椅上。”刘黎称，那个案子判得特别快。

但随后，刘黎又接了两起交通事故赔偿案，“一起是一名40岁的男子，左胳膊没了；一起是一位大姐，也是落下终身残疾。”刘黎说，更令她感到惊愕的是，这3起交通事故均发生于朝阳区来广营路段。

刘黎认识到，一名法官的责任不仅仅是拿出一份公正的判决，她多次到事发路段现场勘查，发现3起事故集中的路段两三公里长，这段道路的两侧是大片的建筑工地，却没设任何交通安全设施，当地人都称这条路为“夺命路”。

判决追偿仅仅是事后的救济，如此惨烈的事故又该如何预防、避免？刘黎向交管部门寄去了一封信，建议规范设置该条道路标线。司法建议也没强制力，建议是否会得到重视，刘黎心里也没底儿。但没多久，朝阳区交管部门便到来广营路段召开了现场会，设立并完善了交通标线等安全设施。

此后，这一条“夺命路”变成了“平安路”。

审理道路交通损害赔偿案，刘黎还总结梳理出“8条规则”，被最高法司法解释吸收采用。

审索要死亡补偿款案

老两口平静接受败诉判决

法与情的纠结，这种选择让刘黎也颇多纠结。名校毕业的小李留京后在一国企工作，住在单位宿舍。一个晚上，他和同事酒后开车欲外出唱歌，从宿舍出发才两公里，同事驾车撞上电线杆，小李当场身亡，开车的同事也被撞残。

小李父母从山西老家赶来，“我们把孩子交给你们了，你们得管。”两位老人找孩子的单位，单位给了一笔补偿款后表示不能再管；找醉驾的儿子同事，这名同事家中一贫如洗，其本人也因醉驾致重大事故而被羁押在医院治疗。

老人自己手写了诉状，告单位赔偿。刘黎开庭审理该案，两位老人不肯上原告席，就抱着儿子的衣裳坐在法庭的地板上哭，辩方律师一张口，两位老人就开口骂……第一次庭审没有开成。

将老人接下法庭，刘黎开始和两位老人聊，“当时我特别震撼，父亲拿出了儿子的一张胸卡，儿子还是奥运会的志愿者，真是特别优秀，我瞬间体会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当时就想该为老人做点什么，就一直聊。”

在两位老人的心里，面对的已经不是一名法官，而是帮自己解决问题的亲闺女。

送老人走后，刘黎联系律协，寻求一名法律援助的律师介入，同老人一起重新过了遍诉状，又从交通部门调回该案所有的卷宗，翻看着事故中小李身体残缺的照片，她叮嘱律师，要把这些遮住，才让老人看，以免老人受到二次伤害。“我自己看了都难受，怕他们看了受不了。”刘黎说。

有了律师代言和法律支撑，第二次开庭两位老人坐上了原告席。庭上，两位老人直指单位未尽责，称小李和几名同事外出喝酒，门岗没有拦阻，单位则辩称小李已是成年人，其只是为小李提供了宿舍，在该事故中没有责任。

庭审结束后，两位老人还到法庭门口坐了很多次，说单位管理差，应该担责，很多亲戚也从老家赶来，单位虽然负责吃住，但认为其已部分补偿了老人，不会再管这事儿。但单位也表示，如果法院判他们赔，他们也会赔偿。

“判决攥在手里很多天，不忍给老人看。从侵权法的责任上，单位没有过错，如果突破法律规定判赔给老人，才是更大的不公平。”刘黎说。

两位老人没有拿到一分钱的赔偿，但两人平静地听完了判决，表示要回老家好好过日子：“姑娘，律师和我们谈了很多，你有一颗公

心，很细心，善良，这个判决，我们认！”两位老人离开了北京，但刘黎的电话成了他们的热线电话。“有什么事儿就会打来电话，就聊聊近况啊，小李奶奶的身体是否好些了啊。”刘黎轻松地说。

两位老人虽然离京，但刘黎一直放心不下，交通肇事者自己也深受重伤，当时被羁押在武警医院治疗，其河北老家又一贫如洗。

该案过后，刘黎通过做工作，单位也很主动地为两位老人进行了捐款。

一边是法，一边是情。法与情的冲突，也令刘黎常常为难。但她认为，法律是刚性的，如果向情倾斜，看似是帮了它，但却造成了更大的不公平，由此也会令人对法丧失信心。

刘黎认为，在案件审判工作中，法官保持中立特别重要。“朝阳区非常特殊，有繁华地区，也有城乡结合部。同一个案件中，一方西装革履，开着豪车，带着穿律师袍的律师就来了，说的也是法言法语；而另一方则是农民工，喊法官为‘判官’，一进法庭就觉得自己是弱势。这种情况下法官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会被放大很多，所以，在法官眼里，只应有当事人，只应有中立的态度，才能取得当事人的信任。”

■业务研讨

建“法官+”微信群推行业务研讨新政

2015年4月，刘黎成为朝阳法院奥运村法庭的庭长，她深深感到了肩上的压力。法院改革推行员额制，刘黎经历着从专业向行政岗位的转变，她审理案件的数量约为法官审案总数的20%，更多的精力也转向探讨创新性的管理方法和措施上来。

当了庭长的刘黎决定首先要建立起当事人对法庭的信任。

每周一上午，成了她雷打不动的庭长接待日，回答当事人关乎法律或是不关乎法律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有时将双方的争议协调了，便将他们带往和解室，在布置温馨的和解室中握手言和；作为一名一线法官成长起来的庭长，和以前不一样的是，刘黎从专业角度抓得更多，对新任法官进行传帮带。所以每个周五下午，成了刘黎带领法官们进行业务学习的时间，学习新的司法解释，研讨疑难复杂案件，并相互传授庭审经验与感受，探讨创新性的管理方法和措施。

奥运村法庭还建了“法官+”微信群，群内每周设置一个议题，大家都可以推送文章，诸如离婚案中对房屋的处理是否合适，当下热点事件或案件的进展等等，法官可以自己写几条意见进行推送，比如，在一个离婚案中法官写判决还沿用圣经是否妥善等等。“现在年轻人善于用微信，这样可以利用他们碎片化的时间，大家一起来点滴分享，即时交流”。

京华时报记者张淑玲

济宁社会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