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是中国上世纪80年代朦胧派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1978年创办《今天》，到今天他在香港依旧延续《今天》的诗歌香火。正在进行中的两个翻译项目，即把中国当代诗歌译成英文和法文，叫做《今天丛书》，每套10本，双语对照。

2010年6月，北岛在德国柏林格林兄弟墓前留影

核心提示： 诗歌何为？这个古老的命题或许有了新的意义。在与行话和网络语言的对抗中，诗歌不仅是武器，也是我们生存的依据。

北岛是中国上世纪80年代朦胧派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1978年创办《今天》，到今天他在香港依旧延续《今天》的诗歌香火。几十年来，他始终没有远离诗歌，尤其是，在香港这个几乎没有写诗读诗传统的地方，他仍然克服种种困难，让诗歌生根发芽，举办了多次不同主题的诗歌交流活动。今年，在北岛的策划下，举办了第二届 香港国际诗歌之夜 ，邀请到来自巴西、俄罗斯、墨西哥、土耳其、印度、斯洛文尼亚、德国、爱尔兰、美国、中国澳门等地的诗人，共聚香港。

当下的中国，诗歌已不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已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和阅读，但诗人仍然用语言来记录这个世界。诗歌也并没有因为互联网的出现，语言被肢解成碎片而消失，只是被边缘化。但在北岛看来，诗歌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对抗来自行话和网络语言的冲击。

三联生活周刊：香港并没有内地那样的诗歌环境，为什么会在香港举办这样的国际诗歌节？

北岛：在香港办诗歌节的念头，和我这些年在海外漂泊有关。自1985起我就参加全世界各种诗歌节，大大小小至少有几十个吧。我觉得诗歌节这事儿挺好玩的，能把全世界的诗人凑到一块。目睹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一来二去，觉得要是有机会也不妨亲自试试。我在美国做过一次。2004年秋天，我在柏洛伊特学院（Beloit Collage）教书，那是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小镇，总共只有1100个学生，我和我的美国同事（英语系教授、诗人）一起策划了一次国际诗歌节。由于经费有限，我们只请了5位外国诗人，包括我在《时间的玫瑰》写过的诗人艾基（Gennady Aygi），他是楚瓦什（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诗人，从50年代末开始用俄语写作，我认为他是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遗憾的是，他于2006年去世了。5位国际诗人，再加上我，那大概是世界上最小的诗歌节，但我认为却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诗歌节，包括那几位应邀的诗人也这样看。小型诗歌节的好处是诗人之间可深入交流，而很多大型诗歌节除了组织杂乱，诗人之间连打招呼的机会都没有。柏洛伊特国际诗歌节的高潮居然有300个学生来参加，相当于在校学生的1/3左右。

当然也有失败的经验。我曾参与发起了 香港第一届国际诗歌节 。那是1997年初，香港回归前不久。诗歌节主题是 过渡中的过渡 （Transitin Transition），那个诗歌节其实请来不少世界级的大诗人，但当时香港人心惶惶，再加上宣传和准备工作不足，开幕式和闭幕式也就三四十人，还包括诗人自己，就跟诗人自己开派对差不多。

这正反面的两次经验很重要。2007年夏天我搬到香港，在中文大学教书，终于有了比较稳定的环境，于是蠢蠢欲动。2008年底，我们举办了纪念《今天》创刊30周年的诗歌音乐晚会，从内地请来20多位诗人和朋友。2008年秋天，我们主办了巴勒斯坦诗人穆罕默德 达维希（Mahmoud Darwish）的纪念活动。在柏林文学节的号召下，世界各地在同一天举办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大中华区只有香港和台北参加了。

我打算做进一步的尝试，就是在香港办一个真正的诗歌节 香港国际诗歌之夜 。第一届 香港国际诗歌之夜 于2009年11月举办，获得圆满成功。我们请来的诗人包括像加里 斯奈德（Gary Snyder）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他是美国 垮掉一代 的精神之父，当代最重要的美国诗人之一。第一届规模不大，加上我13个，出乎意料的是，开幕式和闭幕式都有三四百人参加。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国际诗歌之夜和上一次相比有什么变化？

北岛：首先是资金。对于那些基金会来说，只要拿出像样的证据，诸如出版物、视频光盘、媒体报道，就能说明你有这个能力继续办好这个诗歌节。我们得到了两个私人基金会的支持，外加3个大学的合作，不仅资金没什么问题，人力资源也丰厚多了。除此之外，我们找到领事馆、航空公司、餐厅、私人会馆等方面的赞助。心里有了底，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诗歌节的出版物。在香港，诗歌出版少得可怜，诗歌翻译出版几乎是零。正是由于这种缺失，除了和上一届那样，出版一本多语种选集外，我们还为每位应邀诗人出版了一本双语或三语的袖珍本诗选。现在回头看，这几乎是个疯狂的念头，我敢说，这是全世界所有的国际诗歌节没人敢做的。但我们终于做成了，也就是说除了大书，我们还出版了20本小书，总共21本，而且都是设计精美的正规出版物。

除了 香港国际诗歌之夜 ，从去年秋天起，我们又开始了另一个项目 国际诗人在香港 ，这两个计划平行交错，相辅相成。 香港国际诗歌之夜 每两年一次， 国际诗人在香港 一年两次，每次请一位世界级的诗人。他在香港住十天到两周，举办一系列的诗歌活动。在他到访前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一本精美的双语对照诗选，而且请的译者都是一流的。比如首位来访者是谷川俊太郎，译者是田原；第二个是美国诗人迈克 帕尔玛（Michael palmer）译者是黄运特；第三位是俄国诗人德拉戈莫申科（Arkadii Dragomoshchenko），译者是刘文飞；下一个是美国诗人加里 斯奈德，译者是西川。我相信，这套双语对照的丛书，无论从诗歌到翻译，都会有一种经典意义。

诗歌节的好处是可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往往没有持续效应。而 国际诗人在香港 的优势，除了对诗人的作品进行分析和细读外，还介绍该语种的文化背景和诗歌历史等。在诗人访港期间，我们组织一系列诗歌活动，除了和大中学生以及香港诗人交流外，也举办与工作坊成员的座谈会。

香港是个高度商业化的城市，存在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但也自有它的种种优势，比如自由度。首先办诗歌节不需要政府批准，无人干涉，再有就是钱相对来说比较干净。这里钱与势是可以分开的，显然与基金会制度有关。有了基金会，有钱人对钱的去向和作用没有控制权，我们只对基金会负责。而就我所知的内地的类似活动，背后往往总有一只无形的权力或金钱的手在操控。就这一点而言，香港有可能发展成一个大中华地区真正的国际文化交流的平台，有可能成为汉语文化与文学新的 绿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