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百年来西方在世界上的强势地位，使得许多西方人染上了盲目的民族自大症，把自己的政治发展途径、理念视为世界上唯一模式，不了解也不想了解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特殊性和人民的感受，想当然地把中国对西藏、新疆的主权地位同他们所熟知的本国对发展中国家历史上的殖民统治等同起来。多次有西方政要和媒体记者气宇轩昂地对笔者发问：“为什么‘西藏独立’是中国政府不可接受的，是因为西藏在经济上、战略上非常重要吗”，“中国能不能抛开主权、领土完整问题而承认西藏、新疆的自治”，“中国为什么不能允许欧盟派独立的外交官小组去西藏调查真实情况”……一些西方学者把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中国定性为“伪装成现代统一国家的帝国”，根据欧洲的“经验”，不断预测中国民族问题马上就将面临“深刻的总体危机”。笔者一方面对西方“精英”中有这么多人对中国的政治传统、西藏与新疆的真实情况和中国政府的政策缺少基本的了解感到惊讶，一方面又为他们面对迅速发展的中国而仍然抱着阿Q式的“先前阔”心态感到悲哀。
西方与中国在国家的民族构建理念上的分歧，给中西方关系造成一个潜在的爆点，这就是一方面现在所有西方国家均承认“西藏、新疆属于中国”，没有一国与达赖集团、“东突”势力建立外交关系；另一方面，这种情况并不妨碍西方势力认可达赖集团及“东突”势力拥有要求“西藏独立”、“新疆独立”的权利，并从各方面予以支持。如果中国大局一旦有变，西方国家马上就可以背弃国际法准则和自己的承诺，对“西藏独立”、“新疆独立”予以外交承认，如同他们在肢解南斯拉夫时所做的那样。所以中国必须清醒看到，目前西方对中国于西藏、新疆主权的承认，不过是中国自身实力在国际关系这面镜子中的反射，虽然也束缚了一些国家支持达赖集团、“东突”势力的手脚，但对中国实质性加分作用有限。中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不能建立在西方的“承认政治”基础之上，最终只能建立在自己的历史政治传统和日益增长的实力基础之上。
同时要指出，在今天国际关系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主要是西方用来分裂他们所不喜欢的“专制国家”的，如果其本国有不晓事者试图借这把“标尺”也分出一块土地去，一定会被以各种体面的理由打压乃至剿灭，绝不会允许其成为事实。这样的闹剧人们已经看得足够多，而且现在还在上演。
远离真实的“香格里拉”神话
由于西藏高寒闭封的地理环境和不同历史时期政治上的原因，西方社会迄今对西藏缺少客观全面的了解。西方社会对西藏有限的模糊印象，首先来自早期欧洲形形色色的传教士、探险家、勘探者等等。由于西方进入工业社会后矛盾丛生，其固有精神支柱已经难以满足人们精神、信仰上的需要，一些较早与西藏有过不同程度接触或者根本没有接触的人们在对西藏山川的壮美和富有特色的文化表示赞美的同时，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把西藏想像成一片未受现代文明污染、没有战争、没有饥饿和犯罪、富有神秘主义的古老智慧而与世隔绝的国度。
1933年出版的詹姆士·希尔顿《消失的地平线》虚构出一群偶然来到“香格里拉”这个佛教社会的白种人故事，“这里每个人的生活都被瑞祥与幸福所灌满”的描述促使更多西方人把藏区想象成为一个世外桃源，使“香格里拉”成为经济危机中西方人“心灵的止痛药”。甚至纳粹德国也试图从这里找到可以统治世界的“神秘力量”，一个叫海因里希·哈勒的纳粹分子受命前往西藏与上层建立联系，此人从1946年起给十四世达赖充当政治顾问和英文教师，直到1951年才逃离西藏。在其《西藏七年》一书和相关采访中，把封建农奴制统治下的西藏描述为“地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我们西方人在现实生活中遗失的东西在这个世界屋脊的城市里都可以找到”。1997年好莱坞把这本书改编为电影，不仅掩盖了作者的纳粹身份，而且捏造情节否认西藏历史上就是中国一部分，把和平解放歪曲为“中国入侵西藏”，蓄意误导西方公众。
1959年达赖集团武装叛乱失败后，一批藏人流亡国外，特别是1989年后戴有诺贝尔和平奖桂冠的达赖本人频繁出现于西方公众面前，许多人以为这回终于见到真实的“西藏”。尽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西藏向西方人敞开了大门，但西方对西藏的科学而不带偏见的研究仍然极为罕见，相反，好莱坞式的公关宣传使更多人沦为香格里拉神话和达赖政治谎言的囚徒。
长期流亡生活的磨炼使此时的达赖对西方政治游戏规则和媒体运用技巧烂熟于胸，加上西方各种势力的刻意编造和炒作，使得本来就对中国历史和国情缺乏认识的公众普遍形成一种印象：西藏是一个神秘的、宗教的、和平的国度，达赖是一个具有高尚人格、慈悲心怀的半人半神式宗教首领，是万恶的中国人占领了西藏，赶走了达赖，破坏了西藏的美好、幸福、宁静。
这种认识同西方传统上的优越感结合，使西方社会不仅在政治上几乎一面倒倾向于达赖，而且在所有涉藏问题上变得情绪化，包括反对西藏的任何发展，所有道路、矿业、水利、城市建设及民生改善，都被视为中国人对西藏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的蓄意破坏，只要达赖没有回到西藏恢复其旧有权力，中国政府在西藏所做的一切都是邪恶的。近年来，笔者多次遇到西方记者当面指责中国政府帮助西藏农牧民改善居住条件是蓄意限制藏人游牧自由，破坏他们的游牧传统文化。笔者的回答是：且不说这种指责完全没有事实根据，众所周知，人类的发展从游牧到农业定居，再到现代城市，这是一种进步。如果一些人自己享受着现代城市、现代文化的生活，却要求我们的藏胞过那种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缺少学校和医院的游牧生活，是完全违反人权的。你们自己可以先退回到游牧生活试试！”
在西方社会的政府、议会、媒体、社团、公众等层次中，政府、议会、媒体要对公众在涉藏涉疆问题上错误观念的形成、对有关国家与中国关系的阶段性恶化负主要责任。但是，公众中这种错误观念一旦形成，就会以“民意”的形式反过来通过议会、媒体对政府施政形成压力。这就造成一些西方国家首脑明知会见达赖将招致中国的强烈反对，有损于本国利益，而为了选票仍然不得不制造各种借口会见达赖，乃至发生西班牙法官借起诉中国领导人讨好“民意”的丑剧。但是，仍然要指出，在更多情况下，这种“民意”充当着西方领导人搪塞中国的现成借口。在中国的世界分量日益加重条件下，西方一些国家如果不能下决心跳出这种恶性循环，受害的最终还是自己，而且受害程度将越来越深。
中国掌握着主动权
改变西方在涉藏涉疆问题上的态度，需要中国创造条件使西方社会更多地了解西藏、新疆历史和现实的真相。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西方“精英”作为“西藏问题”、“新疆问题”的制造者，对真相的了解不比我们差多少；他们也完全了解有关国际关系准则甚至就是这些准则的参与制定者。问题的关键在于，除非中国同意西藏、新疆分裂出去，是不可能使他们满意的。因此，中国第一位的任务是丢掉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把中国自己的事办好，把西藏、新疆的未来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该发展就要发展，该维稳就要维稳，完全不必在意西方说些什么。只有使西方认识到中国的强大是不可避免的，使西藏、新疆脱离中国只是一场“美丽的”梦，而西方的利益在于发展、保护同中国关系而不是相反，才可能促使西方转换一下思路。
中国在涉藏涉疆国际斗争中要摆脱单纯防御状态，敢于打进攻仗，以西方国家为重点，主动开展预防性外交，主动对媒体阐明中国的原则立场。对一切挑衅行为必须给予坚决、当面回击，有来必有往，使其感到涉藏涉疆问题并不是他们相像中的中国“软肋”，在这里讨不到什么便宜，相反，谁敢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谁就会自取其辱，就要付出代价。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外国国家领导人不能会见达赖的红线。
随着中国对国际事务更多的参与，随着西藏、新疆对世界开放程度的提升，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对西藏、新疆有了比较符合实际的了解，西方舆论中终于出现从特定视角揭露达赖集团、“东突”势力真实面貌，反思西方对华政策及西方自身“人权纪录”的声音。尽管这些声音在西方还很孤立、弱小，备受围攻，但它代表了一种历史的趋势，中国应给予公开、有力的支持。
这一切无疑需要做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需要足够的耐心，但时间在中国一边。（朱维群 作者为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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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