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烟瘾和我的这个大夫有关系，我犯了鸦片烟瘾，他就打一针解药。问题就在这儿，开始一天就打一针两针就行了，后来越打越多。烟瘾发作是什么感觉啊，难受啊！我那时候用句土话说，是活人叫死东西给管着。你要不能跟它应付完了，那你什么都做不了。

戒烟要靠很大的毅力。我跟你说，不是我吹，一个人如果能把这烟戒了，那这个人就了不得！

我跟你说，烟瘾一犯，难受得像什么似的，那肉就好像没皮肤一样，就好像烫了以后没有皮肤一样。尿尿、大小便都不敢坐，烫得难受。那滋味呀！

这个人是外国人，德国(裔)的美国人，名叫米勒。他给我打一种药，我连着三天处于昏迷状态，什么都不知道。要是中国医生，就不敢那么做。这个人他对我很好。他胆大。我那个部下跟他说，你要是把他治死了，我可救不了你，你的命可就没了！

这事是这样的，早先在奉天时代，米勒是孔祥熙认识的朋友，我不认识他。他到奉天为他的医院募捐。我就帮上他点儿忙，捐了十万块钱。后来他用募捐的十万块在奉天建了一个小疗养院。后来，他又在汉口也搞了一个疗养院，我又捐了十万块钱。替老先生捐的这二十万块钱。这样，我跟米勒也算是相当好的朋友了。

不过，他后来写了一本书，说了好多话，其中有一些不应该说的话。

我跟墨索里尼小姐(墨索里尼的女儿)，我俩是好朋友。

她的先生，就是齐亚诺，在中国当公使，后来叫墨索里尼给枪决了。

那时，我正是北方负责人，她到北京来，我招呼她、招待她，就这样认识的。我陪她出去玩玩，到处看看，吃吃饭，就这样。

当时没其他特殊关系，我也没想到她会喜欢上我。

是这样子，她有一个秘书，是一个女的，一个意大利小姐，这个小姐告诉我，我才知道。不过她真是对我很好。临走她告诉我两句话，那时候我有嗜好(烟瘾)。她说，我希望你呀，把嗜好戒掉，积极抗日。就这两句话。

这个秘书小姐后来告诉我，她说，你这个人呐，简直是不同凡人！

她走的时候，我派我的车送她到天津口。后去上海的时候，秘书小姐说她在车上大哭一场，我说她哭什么？她说哭你不理她，你怎么一点也不理会她，她喜欢上你了。我说她喜欢上我有什么用呢？她说她是真的，你不理她，她难过了，大哭呀。

我和她是属于应酬招待，都是一种礼貌上的，人家说了我才知道的，那么这是一段。

后来我辞退，也到了上海，去戒针的时候见到她。给我戒针的美国大夫米勒告诉我说，每天早晨都有一个外国女的打电话来，问你的情况，问你戒针怎么样，身体好不好。哦，我一想，一定是她——墨索里尼小姐。

所以，我后来就跟她到意大利去了，她也是拿专车把我接进去的。到了意大利，后来就待不了了，人家那么客气，对我那样好，所以，后来我就走开了。

我和她没有关系，完全是好朋友。我对她客气得很。

墨索里尼对我很好，我见过墨索里尼几次，我认为墨索里尼说的话也是好话。

我到那儿去，他也知道我身上多少是带着任务的，他认为我有政治活动。他跟我讲，你到欧洲来是没有用的，现在欧洲自顾不暇呀。中国要想对付日本，意大利一点力量也没有，我们没有这个力量。能对付日本的，只有美国，英法都自顾不暇呀。

墨索里尼说得也对。

后来墨索里尼就非常地(发)火，为什么火了呢？我可惜了当时的那些信件，因为国联制裁意大利的时候，中国是一腔没发，同意完全制裁。他说，我意大利对你们中国这么好，你们还这样对我，非常气！回去大骂我，我说我不负政治上的责任。

文章摘自《张学良口述历史》

( 济宁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