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汉武帝刘彻在其去世前两年，大幅度转变政治取向，由横征暴敛，穷兵黩武，转向所谓守文，从而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导致了所谓昭宣中兴，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

汉武帝塑像 资料图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石伟杰，原题：晚年汉武帝与汉朝的守文转向

【原编者按】2015年，辛德勇教授的《制造汉武帝》出版，该书是由其论文《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发展而来，从这两个标题就可以看出辛教授的问题意识所在。那么，关于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取向，历史学者们是如何论述的呢？本期史家之眼就聚焦于此，将各方观点一一呈现。

民国以来的学者如何评价汉武帝的晚年

张荫麟先生的名著《中国史纲》主要完成于抗战前夕，他在武帝开拓事业的四时期一节中说道：

武帝对外的第四期包括他最后的十五年（前101至前87年）。在这一期，匈奴巨创稍愈，又来寇边。而中国经了三四十年的征战，国力已稍疲惫，屡次出师报复，屡次失利。祸不单行，是年武帝又遭家庭的惨变，太子冤死。次年，有人请求在西域轮台国添设一个屯田区，武帝在心灰意冷之余，便以一道忏悔的诏书结束他一生的开拓事业，又二年，武帝死。（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197页）

张先生使用了心灰意冷、忏悔、结束等词，可见他认为武帝晚年是有一个转变的。

唐长孺先生在《秦汉史讲义武帝事业的结束》一节中首先介绍内忧外患的局面内有人民起义，对外则战事累次失利，雪上加霜的是宫内发生了巫蛊之祸。在这节的末段，唐先生总结道：

人民起义给武帝一个教训。前八九年(征和四年)，他对群臣说道：我从即位以来，所作所为，狂妄无理，使得天下困苦，现在后悔莫及。因此他遣散了方士。这一年，有人建议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县附近）设立屯田，他下了一纸诏书说明他不愿意再烦扰天下(这是有名的轮台之诏)。从此以后，他不再出兵。（《唐长孺文集讲义三种》中华书局2011年版，87页）

看来，唐先生也是认为武帝晚年有了转变。

田余庆：《论轮台诏》，《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由白寿彝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出版于改革开放后，在涉及武帝晚期时，历数弊政导致的社会动荡，于是：

面对连年征伐造成海内虚耗、社会动荡的局面，武帝晚年颁布了著名的轮台诏，悔征伐之事，承认自己的政策过失。轮台诏标志着武帝末年政策的转折点，改正自己的过失，停止连续三十二年的大事征伐。从此不复出军，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转变到重视生产、减轻民众负担、恢复民力上来，因而出现了社会安定的转机。（《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334-336页）

在这段论述中，转折点一词已经很好地概括了作者的态度。

综合以上三种论述可以发现，大家都注意到了武帝晚年停止对外的军事行动，转向对内的发展。田余庆先生的专题论文更加详细地说明了武帝晚年的这个转变。

汉武帝在反击匈奴的过程中开边兴利，但也因此耗费了大量民力，使得民怨沸腾，所以田先生指出：

政策的转折出现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也就是汉武帝死前二年。这一年，汉武帝所颁布的轮台哀痛之诏，是中国古代帝王罪己以收民心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它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导致了所谓昭宣中兴，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

那为什么要到这一年才出现转折呢？由于史料不足，田先生推测道：一个原因是，汉武帝对开边之事心里无数，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适可而止；另一个原因是，汉武帝与卫太子的矛盾制约着转变政策这件事情。田先生认为，汉武帝一边要开疆拓土，一边又担心秦亡的历史教训，所以选择了吾当其劳，以逸遗妆的道路，希望由生性宽厚的卫太子继位后来改变政策。与此同时，在武帝和太子身边逐渐聚集了两拨政见不同的大臣。但经过巫蛊事件，卫太子一系被清除；随后更为吊诡的是巫蛊事件中以迫害卫太子得功封侯的全部五人，他们在汉武帝统治的最后三两年内，又全部被杀或被逼自杀。

田先生随后分析了西汉进军西域的军事步骤先是军队向西占领据点，然后是在据点的后方修筑亭障，在据点的前方向更西的区域扩大声威。据此，田先生点明了轮台诏的军事背景：

征和四年轮台诏前，桑弘羊等人上奏，除了请求于渠犁、轮台设置屯田以外，还请求把盐水亭障再向西方的乌孙延伸。按照上述汉军西进程序，这意味着将要在更西的某个地方实现第三阶段、第三步骤的战争。这就是轮台诏颁布以前西域军事形势的背景。正是针对这种形势，汉武帝下轮台诏，才清除了这场战争发生的可能性。

最后，田先生总结道：论轮台之诏既竟，觉得古代史籍叙述汉武帝改弦易辙原委，比较翔实严谨的要算《资治通鉴》。因为《史记》记事不及轮台之诏，《汉书》则忽视了汉武帝改弦易辙这一重大历史向题，而出自刘攽之手的《通鉴汉纪》集中写了卫太子始末，武帝与卫太子关系以及武帝告诫后世等内容。他的目的，显然是突出亡秦之迹可鉴，突出改变统治政策的必要，并把它与卫太子的升降生死结合在一起。司马光理解刘攽的思想，非常欣赏汉武帝晚而改过，顾托得人。

不过，学界关于武帝晚年的讨论并没有就此打住，以下是三篇相关的论文，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这一问题。

辛德勇：《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辛德勇先生在该文摘要中回顾了论台诏的学术史：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在1930年代出版的《东洋史统》中依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提出，汉武帝晚年发布的轮台诏，旨在罪己悔过，体现了其治国路线的转变，正是依赖这一转变，使得已经动荡的西汉王朝得以保全。其后，中国学者唐长孺在《秦汉史讲义》中述及相关问题，亦持有同样看法。至1980年代中期，田余庆发表《论轮台诏》一文，更系统地论述说，汉武帝刘彻在其去世前两年，大幅度转变政治取向，由横征暴敛，穷兵黩武，转向所谓守文，从而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导致了所谓昭宣中兴，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这一重大论断，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产生了相当普遍的社会影响。

但辛先生认为上述论断不能成立，原因在于：（1）见于《汉书西域传》记载的所谓轮台诏，只是一种调整对外作战策略的权宜之计，而不是从根本上转变汉廷的政治路线；（2）市村瓒次郎、唐长孺和田余庆诸人认为汉武帝晚年的治国路线出现了重大转变，主要依据的史料是《资治通鉴》，而《通鉴》相关记载不见于《史记》、《汉书》等汉代基本史籍，而是出自南朝刘宋王俭著的小说《汉武故事》，完全不可信据；（3）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采录《汉武故事》，是刻意构建符合其政治需要的汉武帝形象；（4）进一步追溯，可以看到，王俭在《汉武故事》所塑造的汉武帝形象，是基于他对宋文帝刘义隆与太子刘劭之间政治斗争的感情倾向，有意而为；（5）《汉武故事》中的汉武帝形象，虽属艺术创作，但在西汉的历史上自有原型可寻。

在辛先生看来，轮台诏不宜过度解读，轮台诏所针对的内容，只是有关西域轮台地区军事部署的局部性问题，是因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受挫所做的策略性调整，而不是朝廷的根本性大政方针。那么汉朝的守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辛教授指出：

事实上，不仅是前面第一节谈到的汉昭帝前期，整个昭帝以至宣帝两朝，尽管在某些具体施政措施上，曾经略有调整，但从总的方针路线上来说，都在一直坚定地执行武帝以来的内外国策，即以霸王道杂之的所谓汉家制度。直到后来元帝继位以后，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这样的指导思想，纯用儒家理念治国，从而真正转向所谓守文之路。

李浩：《司马光重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说献疑与辛德勇先生商榷》，《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李浩不认同辛德勇教授的观点，他反驳道：

一是武帝末年的政治转向体现在悔过、劝农、休兵等一系列见诸《盐铁论》《汉书》的实际行动里，《通鉴》叙事与上述原始史料高度吻合，不存在重构现象；二是遍检《通鉴》全书，叙事绝不采《汉武故事》，温公仅将其作为史料异文和批判对象列入《考异》，原书俱在，不容置疑；三是历史阐释不等于历史重构，《通鉴》之叙事、议论仅是对公认史实不同视角的历史观察，司马光没有也不可能重构历史；四是《汉武故事》作者、年代迄无定论，辛文以刘宋比附西汉系悬拟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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