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人民公园里的冯白驹雕像。 李幸璜 摄“文化大革命”中冯白驹被隔离审查，图为1971年秋解除审查后在住宅门前留影。 （资料照片）

冯白驹，原名冯裕球，学名冯继周，海南琼山县(现属海口)云龙镇长泰村人，1903年6月7日出生于农民家庭。冯白驹将军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领导海南军民坚持武装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被周恩来誉为“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1955年他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国务院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当年同时拥有3个一级勋章的人，包括十大元帅在内，全国只有51人。

1957年，在广东开展的反右派和反地方主义斗争中，冯白驹受到错误的批判，被撤销省委书记处书记和副省长职务；1963年调任中共浙江省委委员、副省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1972年初，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到北京治病，1973年7月19日在京病逝。1983年 2月，中共中央批准为冯白驹平反，撤销了原处分决定，恢复其名誉。此时，冯白驹已经逝世10周年，蒙冤已达26年之久。

一份迟来的平反“通知”

1983年春季的一天，羊城广州乍暖还凉，在广东第一轻工业厅工作的冯白驹的长女冯尔超，来到广东省委组织部。她是接到广东省委的通知后，来看关于父亲平反的中央文件的。文件的全称是“《中共中央关于为冯白驹、古大存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中央[一九八三]8号)”。由于这份《通知》当时无法复印，也不能带走，因此，冯尔超便逐字逐句地抄写下来———

“中央同意中纪委《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审查意见的报告》，撤销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广东省委第八次全体会议(扩大)《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错误的决议》，撤销对冯白驹、古大存同志原处分的决定，恢复他们的名誉。冯白驹、古大存同志都是我党的老党员，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对党对人民是有重要贡献的。”落款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时间为：一九八三年二月九日。

抄完《通知》，冯尔超眼眶不禁湿润了起来，她这才相信，父亲的冤案终于被平反了，尽管这份通知来得太迟了！

2009年11月30日，冯尔超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那一天她还抄写了两份文件，分别是1982年4月7日广东省委上报中央纪委的《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复查结论的请示报告》，以及1983年1月27日中央纪委发给中央书记处的《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审查意见的报告》，这2份报告合起来约有1200字。

据查，文件中提到的古大存(1896-1966)是广东五华人，解放前是东江纵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解放后曾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副省长、省委副书记等职务，1957年在广东反地方主义时，与冯白驹一同受到错误的处分，1958年下放到广东增城县，任县委书记。 1961年11月至1965年12月再任广东省副省长，12月起任广东省委委员。古大存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66年11月4日病逝于广州。

调职浙江再受隔离审查

古大存1958年被下放到增城后，冯白驹也于次年到广东三水任副县长。2009年12月1日，海南日报记者电话采访了现居广州的冯白驹次女冯尔敏，她依然记得，父亲在去三水之前，紧紧地抱住她大哭，当时年仅12岁的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才明白原来是父亲舍不得与年幼的孩子分离，因为当时大姐冯尔超刚刚19岁，三弟尔生也就10岁，四妹尔曾才6岁。

冯白驹到三水后，按理应该住在县委大院，但他选择住在农民家里，坚守“群众路线”，就像他在海南岛开展游击战时说的“山不藏人人藏人”那样，与老百姓打成一片。

1963年，冯白驹到浙江当副省长，看似重新受到重用，其实吉凶难测。果不其然，“文革”第二年4月，冯白驹被“造反派”关押起来，先是关在省委84号大院，与其他省级干部一起接受盘问；后来又转移到西湖西北面的灵隐寺最高处的一间小房子内，与外界隔离起来，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生病了也不让看病，并有 “专案组”对他的所谓“问题”进行审查。

冯尔超和冯尔敏告诉记者，当时专案组的人几乎天天都到家里来，动员她们带领弟弟、妹妹与父亲划清界线，但她们坚决不依。特别是身为军人的大姐冯尔超，态度非常坚定，义正辞严地说：“我父亲又不是‘反革命’，为什么要跟他划清界线？”

1969年，全国知识青年响应毛泽东“上山下乡”的号召，冯尔敏被分派到“北大荒”———黑龙江省佳木斯富锦县下面的一个生产队，弟弟冯尔生和妹妹冯尔曾则回海南插队。

临走前，冯尔敏向专案组提出要见父亲一面，得到批准，但“约法三章”：不准讲海南话；不准讲外面的形势；说服冯白驹坦白从宽。

父女见面时，冯尔敏一直在哭；出门时，冯尔敏把随身带去的一张照片递给冯白驹，让父亲想她的时候就看照片，于是，两人抱头大哭。

1970年初，冯尔超因工作调动，要离开杭州前往山东济南钢铁厂。此时的冯白驹已被转移到了灵隐寺，进行更加严密的隔离审查，家人想要见上他一面非常困难。但性情刚烈的冯尔超顾不了这许多，她来到专案组，喊着、闹着就是要见冯白驹，理直气壮地说：“我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我父亲了，为什么不让我们见面？”专案组执拗不过，只好应允。冯尔超回忆道，当时，在关押冯白驹的小房子外头，有一个班的士兵在看守。

儿女心目中的坚强父亲

1971年9月初，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和干预下，中共中央通知浙江省委，解除对冯白驹的隔离审查。这年冬天，冯尔敏从东北回到杭州探望父亲，那时，冯白驹已经被检查出“前列腺癌”，在浙江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当时，我父亲蜷曲在病床上，虽然有将近一米八的个头，却显得非常干瘦，看了让人心酸。”冯尔敏对记者说。

1972年初，周恩来指示浙江省革委会用公务车送冯白驹到北京日坛医院继续治疗，冯白驹妻子曾惠予和二女儿冯尔敏随行照顾。冯尔敏说：“不管是在广州、杭州，还是在北京，也不管是在家里，还是被关押和患病住院后，父亲都表现得很坚强，不在家人面前表露出难处来。”

冯白驹喜欢琼剧，在北京住院期间，常常在病床上哼起经典剧目，心情好时还自编自唱起来。冯尔敏记得最清楚的一句唱词是“我裕球有三女一男”，自我感觉很幸福，也很自豪。

冯白驹在北京时，想吃海南的“虾酱”和“冬菜”，冯尔敏骑着一辆旧单车，跑遍了京城都买不到；不过，倒是能买到他喜欢的豆腐，还有煲汤用的猪骨头。

不久，周总理病重，照顾不上冯白驹。“四人帮”的势力控制了日坛医院，干预冯白驹的治疗。冯白驹出现反复发烧、昏迷和抽搐等症状，此时他的4位子女先后来到身边。冯白驹临终前，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只是嘴里念叨着几句话，担心他走后没人照顾孩子。

邓小平题写：冯白驹将军

1973年7月19日，冯白驹含冤离世。据1973年7月29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冯白驹的追悼会于7月28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周恩来派人送去了花圈，叶剑英、周建人(鲁迅弟弟，当时的浙江省省长)等人参加了追悼会。

冯白驹能在蒙冤26年后得到平反，其长女冯尔超认为，古大存的妻子曾史文女士出了不少力，因为她一直在写申诉材料为丈夫喊冤，同时也等于在为冯白驹伸冤。冯尔超说，曾史文的申诉最终受到了北京的重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还到广东了解冯白驹和古大存的冤情，并且亲自签字为他们平反。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后，冯白驹的亲属考虑到他们都在南方工作和生活，不便于每年都北上扫墓，于是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将冯白驹的骨灰运回海南安放。

1988年6月4日，无产阶级革命家、琼崖革命武装和根据地创建人之一的冯白驹将军的骨灰盒，从北京运回海口。6月7日，冯白驹将军雕像揭幕仪式和冯白驹骨灰安放仪式，在海口人民公园举行。雕像位于海口人民公园，5米高的大柱石顶端嵌着冯白驹头像，柱石中间嵌有邓小平题写的“冯白驹将军”五个金色大字。中共海南省工委、省政府领导许士杰、梁湘等参加了雕像揭幕仪式和骨灰安放仪式。同日，“冯白驹同志生平事迹展览”正式展出。

本报记者 陈 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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