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对教育惩戒权胜利的背后，并不意味着家长对学校的胜利，因为最后的吃亏者往往依然是学生
□从“直接惩戒”到“间接惩戒”进而走向“故意无视”的冷性暴力，折射出底层乡校在村落教育变迁中对学生管理的无奈
□被标签化的失败者在其他校园日常生活中寻找个体意义以摆脱失败魔咒，这意味着自我放弃下，隐性辍学的发生可能会变成一种略带英雄主义色彩的抗争
当今社会留守儿童关爱体系存在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关爱与现实的学校规训彼此混淆。它不是通过恢复留守儿童在校园里的“主体性”和“自由空间”，而是用无数的“禁止”和“规训”去弥补教师，尤其是生活教师的不足。
“保证安全即是给予关爱”的潜在逻辑恰恰偏离了关爱体系建构最为核心的精髓：在劳动力大量外出的现实下，如何让学校成为留守儿童真正喜欢的地方。由此，在这套关爱体系南辕北辙的持续性实践下，中国西部地区寄宿制学校中的留守儿童往往可能越被关爱，却越陷入规训和抗争的痛苦中。
笔者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底层孩子阶层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及策略干预研究》持续深入中国底层乡校，揭示中国经济发展奇迹背后，西部寄宿制学校中底层孩子们的日常微观生活世界。
间接惩戒变成冷冰冰的量化数据管控
惩戒权和奖赏权都是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传统惩戒术逐渐变成一种高难度的艺术，因其边界的难以掌控而渐渐远离了日常教学，对肉体疼痛的规训与惩戒日益变为一种对欲望和既有便利的剥夺，其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对文明生、流动红旗与文明班的评选。
学校通过严密的学生自组织体系和学校德育组织体系建立起严密的量化监测系统，并通过每日分值与专项检查加减结合的办法，确立了对以班级为单位的共同体内部成员的集体监督与个体约束网络，例如日常性的班务、住宿等加减分，将个体的日常行为与班级的目标荣誉紧密联系在一起，底层乡校中的学生个体在日常校园的生活，完全被冷冰冰的量化数据所管控。
通过奖励和惩戒的量化评分机制，学校官方的主流价值观得以交替渗透、传输。在具体加减分执行中，因为奖励相对于惩戒的分量不足够大，以至于需要通过不受惩戒来获得文明、先进等奖励——
一方面，将个体行为与班级荣誉紧密相连，个体行为时刻受到班级共同体成员中“他者”的日常监督，同时也受到个体之于集体的内心责任感约束，获得流动红旗和文明班级被来自官方的权威者——教师、尤其是班主任时刻强调，成为盛行于班级内部毫无争议的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严密的加减分使个体日常行为时刻被从校长到老师到职工到同学的所有人全面监控，日常行为变成官方刻意制造为获取“个体——集体”荣誉欲望的共同性表演，最后通过量化的公式和每周时刻更新的数据，规范个体达成学校主流文化的行为期许。
另一方面，这种行为期许显然将个体与集体之间自然发生的内在关系推向一种断裂的极致：当个体行为在日常学校生活中变成一种需时刻内在警惕和焦虑的极致性表演后，发自内心的个体自由在屡次不经意的间接惩戒下极易使个体抛弃荣誉欲望的期许，而形成“破罐子破摔”的反抗性心理。当越来越多的个体因不断的扣分（间接惩戒）而集聚日益增多的反抗性心理潮流时，个体抱怨开始冲撞非真实稳固的集体欲望。伴随着学生帮派这类次组织形式的萌生与发展，“弱者”的日常抗争，得以迅速彻底解构官方主流价值观下刻意建构的集体荣誉欲望的共识。
新型惩戒术：剥夺个体既有便利
取消住宿便是这样的一种新型惩戒术，并逐渐演变成了间接惩戒中更严厉的规训手段。它本质上使当事主体不会将之与体罚相联，却又将直接的显性痛楚转化为间接的更为柔化和隐性的痛楚，并将瞬时性和情景性的痛楚拉到日常中，并被延长。
以云乡学校九年级学生黄明、李万和八年级学生杨刚所受到的惩戒为例。
12月1日，黄明和同学李万趁下午每天一次出校门倒本班垃圾的时间，到校外小超市打了两斤白酒，倒入提前准备好的空矿泉水瓶里，并躲过门卫的检查，带入校内。
晚上9点下课后，他们把酒带入宿舍，并迅速洗漱完毕，假意入睡。因为“坏小子”黄明是德育老师邓畅的重点监测对象，所以这是黄明不想引起邓老师格外注意的策略。对于底层的少年们而言，乐子是无时无刻都需要被制造的：一方面它是解构学校日常琐碎生活的工具和方式，另一方面也是掩盖和保护自我不当和潜在不当行为被惩戒的重要武器。
邓畅循例进入黄明宿舍，见他早早上床睡觉，便表扬了他。黄明用撒娇的语气幽默回应了邓畅，并引起宿舍一阵戏谑式的哄笑。之后，邓畅安心离开。
但是，熄灯后的前30分钟是绝对的危险期。因为前30分钟是寄宿制学校中被时间作息表规训压抑一天之久的孩子们的集体心理释放期，生活老师会不定时地到宿舍区来回走动，干预说话违纪行为。当说话声难以停止且此起彼伏时，邓畅只能被迫吹响紧急集合哨让少年们全部到操场集合，按宿舍号分类,每个宿舍各站一排，要么举报出说话违纪者，要么集体罚站。
黄明无比清楚这个30分钟的奥秘，他选择努力睡觉以熬过这危险的30分钟。但位于中国西南部的云乡12月的宿舍潮冷，许多住宿生的被子相对单薄，不少低年级的孩子会两人一起盖两床被子以相互取暖，高年级的孩子只能把白天穿的羽绒服加盖在被子上，但仍有不少孩子无法入睡。
黄明叫起同样无法入睡的李万，两人一点点喝完了两斤白酒。李万顺利睡着了，黄明则开始耍酒疯胡闹。即便如此，底层少年们内部牢不可破的共同体关系，使其他室友和隔壁宿舍受影响的同学也绝不向生活教师值班室举报。两个小时后，黄明依然没有停息的迹象，舍友们担心黄明会出大事，派人去值班室敲醒了熟睡中的邓畅。面对一直在撒酒疯的黄明，在冬夜的凌晨1点，邓畅不得不给远在20里外的黄明家长打电话，让他们速到学校。
最后的结果是黄明和李万都请了家长，并写了检讨书向全校公开检讨，李万被学校勒令取消住宿资格2周，而黄明则被取消住宿资格4周。每天，李万和黄明分别从17里和20里地外的家中出发，在复杂的山地上骑到学校，上早7点的早自习，一旦迟到就将构成新的违纪。
李万和黄明的被惩戒显然属于对既有便利的剥夺，它与罚站、打手板等传统意义上的惩戒有所区别，对义务教育段学校教师惩戒力度极低的尴尬现实而言，这无疑是一种更为高明的惩戒术。
但再高明的惩戒术也会遇到底层社会家长们的质疑，八年级的杨刚即是一例。
邓畅多次当场抓住杨刚与舍友在宿舍晚上熄灯后继续玩“三国杀”，与此有关的9名同学被取消住宿2周。其他8位同学在公开检讨后，只能每天或骑车或步行或由家庭一员接送上学。
从学校的角度而言，此举显然是让学生本人知道其住宿资格并非理所当然，方可不再违纪。而学生选择家庭一员接送，显然会给家庭正常生产生活带来莫大的麻烦，以至于在家庭教育日渐淡薄的底层村落社会中，家庭可通过给学生施加必要的心理压力，才能真正配合学校重视和纠偏学生在校的违纪行为。大多数农村家庭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种柔性的惩戒术。
但杨刚的家庭却不这么认为。杨刚的父亲是云乡残联主席，母亲是乡村医生，相比于其他务农的农村家庭，他们显然无法接受这种惩戒：一方面出于“面子”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对公共政策掌握的自信和社会资本拥有的自信。
通过公共网络和在教育系统私下关系收到的信息，杨刚的家庭认为，撤点并校后农村义务教育段学校不能不给学生提供住宿，否则就有权去告学校侵权。于是年近七旬的奶奶直接将云乡学校告到了芥县教育局信访办，理由是：家校距离达9里，杨刚父亲残疾、母亲身体不好，自己年事已高，无力接送杨刚，而学校却还要非法取消杨刚住宿资格，这是体罚。
云乡学校陷入十足的被动之中，县教育局信访办迅速组成调查组展开调查，最后调查的对象定位到邓畅身上。经过多方约谈和积极交涉，县教育局调查组了解全面实情后，尽管表达了对云乡学校惩戒行为的理解，但也要求云乡学校马上取缔取消住宿的惩戒，让杨刚等9名学生立刻回校住读。
对于学校而言，这显然意味着上级官方对“取消住宿资格”这种新惩戒术不支持的表态，而对身兼生活老师职位的德育主任邓畅而言，他理解为这是社会资本对教育惩戒权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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