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拜读杨东平先生《毛坦厂中学可以理解，但必须反对》一文感受颇多，深深地为其长久以来关注农村教育、农村子女上学难问题动容——“我们是否知道有多少农村孩子在小学就被绊倒、初中阶段严重的流失辍学？是否知道在有些西部农村，初三也有复读、甚至要复读两三年，而他们当中能够进入大学的也只有20~30%”。杨先生认为“毛泽东立志改变中国的不公平，把教育和医疗卫生的重点搬到农村去的价值和方向今天仍然有价值”，这些倡导有积极的作用，也是建设和谐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但是，在笔者看来，“毛坦厂中学”是农村中多数“先富”阶层子弟教育再生产、向上流动的一种“助推器”，其本身恰是教育资源不平衡、市场竞争下的产物，不必急于反对或干预，等教育资源、学校软实力真正均衡了，其自会退出历史舞台；以反对或废除“毛坦厂中学”为路径，解决教育资源均衡一定程度上是因果倒置，降低了对政府提升教育现代化治理能力的要求。对“毛坦厂中学”甚至更多超级中学的存废需有冷静、理性认识。

首先，“毛坦厂中学”高三年级是以补习为主，其与“新东方”的资格培训性质相同，均是帮助考生及家庭争取向上流动的机会。不论是2015年8月播出的纪录片《毛坦厂的日与夜》还是今年6月央视《新闻1+1》栏目的专题报道《安徽毛坦厂 “高考梦”工厂》，都提到高三复读生的开销。2014年被采访者说“三年下来得十三万”，2016年则是“一年陪读的费用，包括吃、穿、租8平方米的房间平均5-7万，一年打工的收入则是6-9万”。两部纪录片都用经济数据反映出：进入毛坦厂复习的主要是农村中“先富”阶层，相反，那些“靠天吃饭”的原生农村家庭进入毛坦厂则很艰难。既然不否定“富二代”、“官二代”阶层，就应该直面农村中的“先富”阶层，他们是农村中“脑子灵活”、“穷扒苦做”的一代，他们通过市场比较选择了“毛坦厂中学”——去市区复读、陪读需要付出的更多的成本，他们寄希望子女读一个二本、三本，“哪怕是去城市打工，也不用像自己这么辛苦”。这种社会个体向上流动的愿望应予以保护，因为他不违背法理人伦。与其反对“毛坦厂中学”，不如更多肯定其给复读生带来的机会。

农村中“先富”阶层对教育再生产极力投入，是因为农村尚处在完成教育原始积累的起步阶段。春节回村，笔者了解到数年来农村中“先富”阶层纷纷在市区买房，更有甚者安排祖辈照顾孙辈去市里读幼儿园，为的就是接受更好的教育。

其次，“毛坦厂中学”成功的秘诀在于“管理创新”。“毛坦厂中学”的兴盛，根源在于复读制度的存在，而复读制度存在的正向价值就在于促进教育公平，使考试失利的考生有“纠错”的机会，而且这种“纠错”机会是公平的，问题在于考生的家庭有无“纠错”的愿望和资本。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毛坦厂中学的管理创新。第一，与镇政府合作，推动政府取缔周边的娱乐场所，实现“三无”。镇长称周边“没有一家网吧、没有KTV、没有咖啡厅”。第二，班主任细致入微的关怀。纪录片中班主任一遍遍地和学生及家长促膝谈心，学生成绩下降即去出租房里查有无看闲杂书籍，守在监控室看学生学习状态等等。加强学习软环境也很重要，这些治理方法恰巧是其它硬环境好的学校应该借鉴的。同时，从2013年巅峰时期的78辆送考大巴，锐减到今年只有19辆送考大巴，原因在于补习中心今年只有一两千人会在六安市参加高考，大部分人要返回学籍高考，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掐尖的说法。

最后，取消军事化管理的超级中学如衡水中学、取消毛坦厂中学的补习中心就能促进教育公平吗？恐怕未必！教育问题从来就不单是教育自身的问题，而是与社会大系统密不可分，尤其是在解决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促进教育公平的问题上，需要政府不断提升现代化治理能力，出台多种举措齐头并进。第一，教育资源均衡程度取决于城乡一体化建设程度，教育均衡关键在于学校优秀师资和治理水平均衡。毛坦厂中学的成功恰是在师资比城区弱（不均衡），通过提高治理水平走向成功的典型，不该反对相反应该鼓励；第二，“坐等靠”国家来解决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加快教育公平步伐，既忽略了大国办教育的难处，也会抹杀社会个体向上流动的自主性努力；第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这个施政理念依旧不过时。公民社会应该是，“跑得快的让其先跑，跑得慢的国家多些帮衬”。农村“先富”阶层通过“毛坦厂中学”对子弟进行教育再生产，如果去限制、束缚他们，反而加重国家自身负担，国家应该把精力放在如何加速城镇化建设进程、提高寒门子弟家庭收入、促进基础教育优秀师资和管理者不断增多及合理流动。就这一点，我与杨先生关注的重点一致。（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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