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台城遗迹的一隅，耸立着一座六米高的鲁迅之碑，上面镶嵌着鲁迅抽着烟的浮雕。这里林木苍郁，景色甚佳。据说是鲁迅不足两年的仙台留学期间常来游玩的地方。仙台有个由日本东北大学教授，和当地知识分子组成的“鲁迅会”，西所正道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风云录》说：鲁迅逝世于10月19日，“鲁迅会”在每月的19日，都举行聚餐恳谈活动。是他们树立了这个“鲁迅之碑”，该会的一个重要人物棺野俊作，就毕业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他还在仙台设立了一个“思源寮”，提供给中国留学生住。

走进当年鲁迅学习过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现在的日本东北大学的医学部中的鲁迅纪念馆，看到那个原样修复的阶梯教室，突然让我想起《吶喊自序》与《藤野先生》中描述的出入，所以不知道他在这里究竟是从幻灯片还是影片中看到杀中国人？是砍头还是枪毙？也许 他根本没忍心看完那最后的一幕。不过刺激鲁迅的，应该还有自己“物以稀为贵”的尴尬身份。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现在又打败了俄国，可是自己却在仙台颇受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他的食宿操心”，还几次三番地让他从监狱旁边一个客店，搬到离监狱很远的别一家。而同窗对自己以及自己国家的狂傲，更不得不令他深思自己该做些什么？

作为日本当时的精神导师福泽谕吉，他一方面主张“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并强调 “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一方面又对当时的东亚其他国家极端蔑视，主张可以不惜强占后加以改造。在他1883年写的《到支那去应受奖励》一文中，鼓动日本的“有为之士”多多到中国去闯荡。因为对日本来说“ 大至国权扩张，小到一身荣华，都有好处。”于是日本人开始成群结队地到了中国，乃至在鲁迅去日本的前一年，东亚同文书院在上海的正式创建，包括该校最有特色的“大旅行”，收集中国各地的各种情报，仍然是与这种主张一脉相承的。可以说，这种设置，也是参与组建该校者之一，宗方小太郎亲身经历的直接翻版。这种 思想也直接导致了中国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对此，身处日本的鲁迅不可能一无所知。

甲午海战开战后，在中国闯荡的宗方小太郎呈交天皇之奏稿《中国大势之倾向》，可以说是切中了满清国 的顽疾，他说中国的官场是：“贿赂成风，政以贿成”。其滔滔之势，已非区区制法所能禁遏；中国之士大夫，则：“倡圣贤之言，行苟且之事。其中间或有人大声 呼吁，却大半以反贪腐而博其虚名，以博其虚名而图实利”；其底层则：“人人所切齿者，貌似痛恨贪腐，实则痛恨自己无缘贪腐，痛惜自己贪腐太少。”所以， “卖官鬻爵，贪污受贿，执法犯法，此乃庙堂之贪也；米中掺沙，酒中灌水，鸡鸭里硬塞碎石，此乃匹夫之贪也。庙堂之贪，败坏法纪，匹夫之贪，败坏常纲，而匹夫犹愤愤不平于庙堂之贪。”他分析出：“导致此种老朽之大原因，在于千百年来日积月累之人心腐败。”不能不说是极有见地的，虽然他忽视了中国也有不少有识之士，也正在艰难地为国家的兴亡奔走着。

民国后的1931年，鲁迅曾到上海同文书院作了《流氓与文化》的讲演，基本上也同意中国人的精神病灶，在于“千百年来日积月累之人心腐败”，因为历史上刘邦、朱元璋，直至当时的民国政府，都是流氓统治。鲁迅说：“流氓等于无赖，加上壮士，加三百代言。”是他们直接导致了国民素质的低下。正如宗方小太郎所说：“有何等土壤，即有何等收成；有何等人民，即有何等政府。”流氓统治自然不愿意看到民众的觉醒，而改良土壤，则须一个一个民众自己自觉的努力，这在千百年来日积月累之人心腐败，同时仍然在流氓统治的情况下，鲁迅决定付出的勇气和毅力是何等伟大！以致每当拿出一万元日币，看到上面的福泽谕吉像，总会觉得我们的纸币上，真应该印上鲁迅的肖像。

现在，鲁迅住过的监狱旁边的客店，已经无从寻觅，而在好心人几次三番关心下搬来，让鲁迅“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的那一栋日式木结构住宅，却还是老样子，并成了仙台的“鲁迅故居”。

(摘编自香港《文汇报》 文：龚敏迪)

高温津贴数年未涨 尴尬了谁直隶巴人的原贴：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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