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坛医院“隔离分娩室”，用于艾滋病母婴隔离分娩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张小妹

家属在新生儿病房外等待探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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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母婴”和“血液”，这三种艾滋病毒传播渠道像三座大山，横在艾滋感染者面前。但很少有人知道，只要方法得当，艾滋病人同样可以生出健康的婴儿。

2000年开始，北京两家感染病医院——北京地坛医院和北京佑安医院先后开设了艾滋病母婴阻断分娩的病房及相应的隔离手术室。16年间，有近500位“艾滋妈妈”顺利在这里生产，在能够随访到的“艾滋妈妈”当中，无一例新生儿感染。站在职业暴露风险最高的手术台旁，危险和这些妇产科医生往往只有一个面罩的距离。

传染病医院里的特殊“分娩房”

在北京地坛医院病房楼的二楼，出电梯后，左手边是产科，右手边是儿科。相对着的两扇门通常处于关闭状态，仅供医护人员通行用。更多的时候，它是便于在产科出生的新生儿第一时间送往儿科服药。

作为一家以感染病治疗为特长的医院，地坛医院的妇产科与其他综合医院熙来人往的妇产科病房不同，没有热闹的探视和陪护，没有患者之间的闲谈交流，没有婴儿的哭泣声。过于安静，某种程度上带来了无言的紧张气氛。三间相邻的分娩室中，有一间被医护人员称为“隔离分娩室”。就连走廊上安放的垃圾桶，也在暗示着它的不同——清一色的黄色垃圾桶，意味着这里产生的所有的垃圾都需要特殊处理。

特殊处理，在这里并不特殊。每隔一段时间，左边的产科就会有一名经母婴阻断出生的新生儿。为了他的健康出生，躺在产床上的产妇已经连续服用半年多的特殊阻断药物。迎接他降临的医护人员，穿着特制的防水防护服，戴着双层口罩和加强版手套，以及大到可以罩住大半张脸的特殊眼罩，用快、准、稳的操作手法，完成整个分娩过程。如果一切顺利，刚刚离开母亲子宫的他，会在护士的怀抱中，走过一条走廊，拐个弯，穿过两扇门，来到儿科病房。在这里，他将第一时间服用上阻断药物，并持续服用到满月。遗憾的是，他将无法享用来自母亲的乳汁，只能通过奶粉喂养度过生命的最初阶段。而长大后他会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他可以躲避来自母亲体内的艾滋病毒，成为一个健康的宝宝。

11月上旬的一天，王瑶（化名）在经过上述过程后，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孩子。第一眼，王瑶就哭了。24岁的她曾有过一次意外宫外孕，但在检查中发现了一个更加令人意外的结果——“HIV阳性”。这让她感到绝望，“我当时以为一辈子不能有孩子了。”

16年，500位艾滋母亲，零感染新生儿

王瑶第一次出现在北京佑安医院性病艾滋病门诊主任孙丽君面前的时候，是1月份的一个下雪天，用孙丽君的话说，“多漂亮的一个姑娘，太可惜了。”想要孩子，又怕母婴传染，生还是不生？和王瑶有同样想法的女性艾滋病感染者不在少数，这个想法也让很多人错失了当母亲的机会。

孙丽君每天除了接诊患者之外，还在做着大量的科普工作：通过正确的母婴阻断方法，艾滋病感染者是可以拥有健康的宝宝的。服用阻断药物，提高免疫细胞量，降低病毒载量。同时在手术操作过程中减少母亲血液与婴儿的接触，在出生后24小时内开始为婴儿服用药物，并持续一个月。采用人工奶粉喂养，而不是母乳喂养。这些操作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阻断母亲体内的艾滋病毒传播给婴儿。

这样的话孙丽君每天都在重复，而此时王瑶心里最想知道的，就是宝宝的健康概率。“做到了这几点，就会极少出现宝宝的感染情况，”孙丽君非常肯定地说。

2000年，地坛医院妇产科主任刘敏成功实施了第一例艾滋病母婴阻断分娩手术，帮助一位女性艾滋病感染者顺利诞下一名健康的婴儿。16年间刘敏和她的同事已经先后帮助两百余位艾滋病女性感染者实现了做妈妈的梦想。尽管地坛医院一直低调表示母婴阻断成功率为95%以上，但事实上，经过正规母婴阻断程序的，目前该院未发现一例感染婴儿。

随着艾滋病群体对“家庭”渴望的增加，2003年，北京佑安医院也开设了妇产科，母婴阻断分娩量从最初的每年十几例，到过去一年的36例，13年中佑安医院也帮助200余位女性艾滋病感染者“悄悄地”实现了做妈妈的梦想，随访到的婴幼儿中，无一例感染。

也就是孙丽君的这份专业自信，给了王瑶勇气和希望。很快，王瑶怀孕了，但新生命到来的同时，丈夫却选择了离开。“单亲妈妈”、“艾滋病”，这些标签让王瑶一次次动摇。王瑶再次面临了这个难题“生，还是不生？”孙丽君再次劝导她：“你一直想要一个孩子，为什么不生下来，而且宝宝健康的可能性很大，相信自己，别放弃。”孙丽君对北青报记者说，在艾滋病感染者中，“艾滋妈妈”往往承受着更大的痛苦，比如被丈夫抛弃。

在医院和家人的鼓励下，王瑶开启了母婴阻断第一步——按时服药定期产检。孕期原本的不适，加上药物的副作用，还有对宝宝健康状况的担忧，让王瑶的妊娠之路格外不易。定期的产检中，孙丽君主要查看王瑶的肝功能等各项指标，以及胎儿的发育，“要警惕药物对胎儿的影响。” 11月初，在自己妈妈的陪伴下，王瑶顺利产下一名健康的男婴，看到孩子的第一眼，王瑶哭了：“真的很辛苦，但值了。”

产妇甚至刻意回避宝宝监测结果

出生后宝宝被第一时间送到儿科服用阻断药物，同时抽血做了HIV检测。第一周的监控期，王瑶的家人只能探视宝宝两次。

11月29日下午，正好赶上探视时间。距离规定的探视时间还有1个多小时，王瑶在病房跟全程陪产的妈妈聊了起来：“待会儿你好好听听，注意护士交代的事项”，“对了，上次也没看清，宝宝挺白的吧？”

对于检测结果，王瑶似乎有点刻意回避。“孩子出生我已经很高兴了，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把他好好抚养长大。”王瑶说。

下午一点半，王瑶的妈妈来到新生儿病房外面，排队等着探视。紧闭着的新生儿病房门上，卡通画也没有让人感觉到多少轻松。门口还有其他家长，大家都戴着口罩，彼此无言，结伴的家属偶尔交谈两句。两点，探视区的门打开了微小的一道缝，护士探出身来，按照手上名单一一对照家属信息，“每次只能一名家属，大家遵守纪律。”由于探视时间有限，王瑶妈妈的探视时间仅有3分钟左右，一边隔着玻璃看孩子，一边认真记下护士的话：“孩子挺好的，初筛是阴性，没什么问题，你们放心吧，回去一定继续服药，不要母乳喂养。”

得知宝宝健康的消息，让王瑶逃避面对的大石头落了地。一周后，王瑶和孩子可以回家了。为了进一步“母婴阻断”，王瑶在生下孩子后就进行了“回奶”，结束母乳分泌，孩子则是奶粉喂养，并持续服药一个月。未来的两年中，定期的随访就是王瑶与孩子最重要的事情。

出院那天同样是个雪天，但不同于第一次见面时候的不安，王瑶带着做母亲的幸福与对未来的坚定，离开了医院，并给孙丽君留下了一封信：“这个病让我变得坚强，我会努力把孩子抚养长大，让他幸福快乐健康地成长，谢谢您，孙主任。”

职业风险：隔几个月就要抽血检查一次

感谢信孙丽君收到了不少，而只有她本人知道感谢背后的风险。

为艾滋病感染者进行分娩，与暴露伤口接触，这其中有无数可能发生的危险。她们的血液、体液会直接或间接地造成医务人员感染，这也被称为“职业暴露”。

一次在为感染者进行治疗时，孙丽君不慎扎伤了手，“当时腿都软了，幻想了无数种可能。”之后，孙丽君服用了一个月的抗病毒药物，恶心、吐、腹泻、头晕、头疼，药物的副作用让她疲惫不堪。

像孙丽君这样的因为近距离接触艾滋病而“职业暴露”的医护人员，全国有3000例左右，北京约二三十例。 职业暴露最直接带来的就精神压力，每个人紧张的方式都不一样，刘敏的紧张主要表现为频繁抽血检验，“那会儿我隔几个月就去抽血检查一次，特别怕感染。慢慢的后来就半年一次，一年一次，到现在也不专门去了，单位体检的时候顺带查查就完了。”

艾滋病感染者恋爱结婚 医护做红娘

出了令人神经紧绷的分娩室，生活似乎一下子热闹和轻松起来。艾滋病感染者也开始敞开心扉和医护人员聊起内心深处的感情。

出于自卑和心理压力，不少单身男性患者都想找一位同样是阳性的女性患者。佑安医院性病艾滋病门诊中心护士长邵英就没少接到这样的求助——给单身的男女感染者互相介绍。 “缘分可遇不可求，首先要保证身体健康”是多数时候邵英给他们的回答，“一方面是我们这边接诊的女性患者比较少，另一方面也是不希望他们这样，通过治疗无论是健康水平还是寿命都与正常人无异，还是希望他们可以拥有正常的生活。”

赵明（化名）是邵英全程跟踪的病人之一，同时有一位男朋友和一位未婚妻，几年前确认感染艾滋病之后男朋友离开了他，但未婚妻并不知情。要不要告诉未婚妻、他还能不能正常结婚生子、未婚妻离开他怎么办，赵明十分纠结。“按照他当时的治疗情况，传染概率几乎是零，如果使用安全套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些我都要反反复复告诉他，还要给他指导一些法律上的知识，比如隐瞒自己的身体状况，欺骗妻子将来需要承担什么责任之类的。”在邵英的鼓励下，赵明跟未婚妻说明了实情并得到了理解，现在已经正式结婚，“前几天两口子还刚来过，想要个孩子来做咨询，等有了一个健康的宝宝，赵明心里的包袱也就能真正卸下来了。”

文/本报记者 张小妹 董鑫

对话

我第一次经历艾滋患者分娩

对话人：王皓洁 地坛医院最年轻未婚产科医生

王皓洁今年27岁，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8月份刚刚进入北京地坛医院妇产科工作。这位病房里最年轻的未婚产科医生，在入职不到3个月的时候，就紧急接到了一台艾滋病母婴阻断分娩的手术。而此前一个月，她刚刚在一台乙肝母婴阻断手术中被扎破了手。站在职业暴露风险最高的手术台旁，刀光血影中，危险曾经和她只有一个眼罩的距离。

北青报：来地坛医院产科是自己决定的吗？

王皓洁：是的，我自己报名地坛医院的。研究生阶段我是在安贞医院学习，当时医院也曾出现过手术中才发现是艾滋病患者的情况，其实挺危险的。报地坛医院的时候也没有太顾及“感染病”这样的因素，越是感染病医院，这里的防护就做得越好，越是“危险”的地方，其实越安全。但爸妈一开始挺反对的。我用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给他们讲了感染病方面的知识，也举了很多例子，他们就不再反对了。

北青报：这个岗位职业暴露风险很高，你应该很清楚吧？

王皓洁：9月份的时候，我跟一台乙肝的母婴阻断手术，不小心被扎到出血了。入职一个多月就遇上职业暴露，我当时大脑一片空白。此前接种乙肝疫苗一直不成功，体内没有抗体，入职的时候又接种了一次，但也不知道有没有抗体，所以特别害怕。下了手术就去职工处登记了职业暴露情况，抽血检查。

那天我下夜班，第二天早上8点交班后其实就能走了，但我一直没走，就想等检查结果出来。我就坐在电脑前一直刷查结果的页面，一遍遍刷，紧张得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后来10点的时候，结果出来了，是阳性（代表有抗体，未感染）。一块大石头落地了，我才放心地回家了。

其实，身边很多医生也都经历过职业暴露，也听她们讲过。尤其像艾滋病，这跟乙肝还不一样，现在没有预防的疫苗可以接种，一旦暴露，感染的可能性很大。但带我的老师也说，只要操作规范，这个风险还是可控的。

北青报：工作才三个月，有跟过艾滋病母婴阻断的分娩手术吗？

王皓洁：上个月跟过一台。当时情况比较紧急，主刀医生没有其他助手，只有我在办公室闲着。医生进来说“王皓洁，准备上下一台手术，是一个艾滋病患者的。”我愣了一下，从办公室去手术室的路上，脑子里一直盘旋着一个问题：被扎了怎么办，不就被传染了？看我这么紧张，主刀医生还说“没事，不用紧张，也不是那么容易传染，只要按照要求一步步来，很少被扎”。等到真的走进手术室，面对患者的那一刻，之前的紧张也就没了，只想着做手术的操作规范了。紧张，其实都是自己吓自己的。

北青报：手术中有危险情况吗？

王皓洁：那次手术快结束的时候，溅起了几滴血，这在手术中是难免的。其中一滴就落在了我眼睛上方的位置。庆幸的是，上隔离手术的时候我们都会戴着防护眼罩，眼罩很大，几乎都可以称作面具了，那滴血就落在了眼罩上，没有接触到皮肤。

文/本报记者 张小妹

济宁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