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兼传记文学家唐德刚，曾给很多名人写过传记。他在史学界名气很大，以史料权威、态度认真著称，开创了别开生面的写史方式，是中国口述历史的开创者之一，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民国历史资料。不过，他在写作过程中发现一个秘密，他采访过的这些著名民国老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全都是选择性失忆，能给自己添彩的事记得清清楚楚，说起来眉飞色舞，而自己不大光彩的事，却“想不起来了”，或“记不清楚了”。他笔下的传主胡适、张学良、李宗仁、顾维钧全一个样儿，一到关键时刻就胡言乱语。

唐德刚回忆说，给李宗仁作《李宗仁回忆录》采访时很搞笑，李宗仁说得正起劲，满嘴喷白沫，唐德刚就不客气地打断：“你这段说得不对，1927年你没在这个地方。”李宗仁气得直翻白眼。过一会儿，李宗仁谈兴正浓，唐德刚又打断说：“这里面有个事情你没说。”李宗仁就恨得青筋直跳。待唐德刚再打断的时候，李宗仁忍不住怒喝：“我说怎样就怎样！”每次都不欢而散。

为给张学良作《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唐德刚准备了详尽权威的第一手资料，做足了案头工作。每当张学良骂骂咧咧瞎说一起的时候，他就立刻拿出来资料更正，面对白纸黑字，张学良无话可说，只好支吾嗫嚅道：“好吧，可能我记错了，就按你说的来。”

其实，这事也是古已有之。不妨再看看康熙的“回忆录”。1719年，康熙兴致勃勃地告谕御前侍卫：“朕自幼至今已用鸟枪弓矢获虎153只，熊12只，豹25只，猞20只，麋鹿14只，狼96只，野猪133口，哨获之鹿已数百，其馀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朕于一日内射兔318只， 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先说这打猎过程，比利时南怀仁传教士曾随康熙打猎，他在《鞑靼旅行记》一书中描述道，成千上万士兵把那些动物轰出来，赶到康熙前面，让他射猎，而虎、熊那些猛兽，则是打得差不多了，最后再让康熙补上一箭，功劳自然也就记在他的名下了。再说这数字真假，据动物学家介绍，中国北方自然界里，虎是食物链最高端，数目最少，平均要有两百头鹿、一百头野猪的规模，才能养活一只老虎，而康熙的猎物表上，虎与麋鹿、野猪的数量是严重不成比例的，换言之，其真实性值得怀疑。

这种名人的所谓“选择性失忆”，倒不是他们格外不诚实，其实也是人性的普遍表现。且不说那些历史名流，就是咱老百姓，也是喜欢说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过去，不愿意提走麦城、马嵬坡的不堪，只不过没人采访、写不进书里罢了。所以，可以不客气地说，不论古今中外，那些个人回忆录误差都不小，这里边既有刻意性回避的原因，也有“选择性失忆”所致，结果是不少回忆录都成了自我表扬、自我拔高的欺世之作。书中对他不利的大都 不讲，或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对他有利的则大讲特讲，甚至不惜夸大其词，无中生有；功劳可以格外渲染，以一当十，错误尽量文过饰非，三言两语；与人有隙，皆是别人的毛病，关键时刻，惟我老人家力挽狂澜。只可惜了那些虔诚的读者，花了钱，搭了功夫，却看到的是伪历史、假史实。

时下，名人回忆录满天飞，其中固有唐德刚执笔的可信度较高的真品，自然也不乏充满“选择性失忆”的半成品，毕竟，像卢梭那样，敢在《忏悔录》里自揭疤痕、自损形象的，迄今也未见第二人。因而，史学界有人不无夸张地说：“要找完人，就看回忆录；要当圣贤，就写回忆录。”而依我管见，如欲求其真，不受蒙骗，读回忆录不如读传记，读传记不如读大事表，读大事表不如读日记。

(摘编自香港《大公报》 文：陈鲁民)

高温津贴数年未涨 尴尬了谁直隶巴人的原贴：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