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比华侨联合会名誉主席梁兆涛寄来的信件中有洋保姆与梁早彦、伍新球女儿的合影。梁早彦是第一个到比利时的顺德人，而伍新球是比利时的第一个过埠新娘。

在顺德华侨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被叫做“过埠新娘”，又称“邮寄新娘”。过埠新娘大概出现于清朝末年，当时许多在海外谋生的中国人，碍于根深蒂固的“男大当婚”思想，虽远在重洋，仍然设法在故乡寻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子成婚。然而，当年的交通极为不便，辗转回国需要较长的时间和昂贵的费用，所以过埠新娘需长途跋涉会夫，独自应付孤单漫长的旅程，甚至部分与家人乡亲一别便没法再见。

早年远嫁南非、晚年安居乐从的两位过埠新娘用她们的经历，讲述了这个群体不为人知的故事。

安居乐从 她曾是过埠新娘

“那个地方最让人挂念的就是孙子了，他常在电话里问我什么时候过去。”

乐从小布，古有桂圃之称，在乐从镇面之北约两公里处，面积约一平方公里。东倚佛山新城区，南连腾冲社区，西傍325国道，北面是东平河水道，数百年前是个科甲鼎盛的村落。

二婶唐洁明的家坐落在村内一安静的小巷内，是栋两层的小楼。白灰扫的墙面，天阶、门楣和客厅的天花上都有寓意吉祥的大幅彩绘。

二婶本是腾冲人，曾远渡重洋，五十多年前嫁到了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她说，决心返乡时她已年过五十，当时丈夫已过世，她收拾细软，离开了已在当地成家的儿女，回到乐从，建起了这座房子。

年已八十的二婶精神清明，却记不清楚自己归乡的时间，被问起时，她会抬头看客厅墙上挂的一面新居入伙时亲戚赠送的刺绣画，红漆署了赠送人的名讳，落款处日期是农历一九八一年七月初九。

“那时钢筋、水泥是买不到的，是水利会供给的。我用两台电视机、三台水泵、两台单车，再帮他们买了两次到港澳的车票作为交换，相当于‘货换货’。”一算时间，二婶其实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回的国。

二婶说，那时国内物资还很匮乏，物资供给要按配额，港澳的车票用人民币是买不到的，必须用港币。房子建好时，在小布乃至乐从，都算是很好的房子，她便安居下来。

二婶的女儿在约翰内斯堡出生、长大、成家，在二婶回国定居后不久，她也举家离开，定居香港。儿子一家就留在了当地，二婶隔个一两年会过去一次，平日靠电话与儿孙联系，“那个地方最让人挂念的就是孙子了，他常在电话里问我什么时候过去。”

过埠辛酸 藏身小柜躲查船

“遣返不会被罚款，但是船费就浪费了，要1万多元呢。”

在去香港前，二婶是个缫丝女工。

上世纪20年代末，顺德蚕丝业兴旺，一度有广东“丝都”美誉。有资料记载，1922-1928年，广东省共有丝厂196间，顺德占了135间，其中乐从地区就占了74间。但至上世纪30年代，受世界性经济萧条影响，缫丝业开始衰落，蚕丝价格暴跌，顺德丝业大受影响，大批缫丝女工失业，纷纷转向广州、香港，以及东南亚国家做工。

二婶已不记得她离乡的年份，只记得那是“最困难的时候”，经澳门偷渡到香港。在香港打了四五年工，在深水埗沿着青山道走3个小时到土瓜湾做杂工。虽然每天早上七点半就得开工，但一天只能赚到3元钱。

适婚年纪到了，通过媒人介绍，她决定远嫁南非。

她说，当年与远在南非的丈夫是凭着一张照片相的亲，双方都觉得合意，男方从南非汇回了聘金和旅费，她便按时启程到南非去，与他成婚。“在内地和港澳揾食艰难，知道他在南非过得还好，人也不错，就嫁了”，二婶说。

那时都是偷渡过去的。当时她们遭遇查船，就三个女人抱着，藏在一个比两门冰箱大不了多少的柜子里，一待就得三四个小时，等查船的走远了，才敢出来。

二婶说，本来船是直接到南非的，大约20天能到。但途经新加坡附近时，却遭遇海关查船，同船其他9个同是过去嫁人的女人都被遣返回香港，她幸运些，父亲当时就在新加坡打工，便以探亲名义上岸。住了8个月，才找到机会继续前往南非，“遣返不会被罚款，但是船费就浪费了，要1万多元呢。”

好不容易到了南非，婚后虽不用外出打工，却并不享福。当地生活不易，她起早贪黑干活，清晨5点钟起床，炸起几篮“咸煎饼”，卖早餐帮补家用。

文化难融 她们选择离开

“赚一块能花剩九毛钱”，这似乎是她们对当地唯一的好印象。

在约翰内斯堡，二婶和三婶重遇。三婶刘瑞欢是荷村人，姓刘。两人在乐从便相识，在南非相聚，现已成老友。

三婶也已八十多岁，比二婶要大一些，也是儿孙满堂。三婶说，儿子现在六十多岁，在南非当地成家；女儿也在当地出生长大，融入了当地的文化，也在当地成家了，“孙子都结婚了。”

远嫁南非，两个老人最终都选择了回乡。她们平日的爱好，就是偶尔打打麻将，在电视里看看大戏，“澳门有个归侨会，每周六都办茶会，我们定时会去聚会”，三婶说。两个老人隔一两年才去一次南非，因为旅费高昂，得过万元。

为什么要回乡？面对这个问题，两个老人直接反问：“为什么不回？”

她们开始吐槽当地的饮食习惯。约翰内斯堡没有淡水鱼，连极少数能买到的咸水鱼都是冷藏运输过来的。当地以猪肉、牛肉、鸡肉为主要肉食，可两个老人牙齿已不好使，后来回国定居，二婶说“吃条魭鱼都是甜的。”

约翰内斯堡是南非最大的城市，位于南非东北部瓦尔河上游高地上。虽然当地华人多在此聚居，但当地很难买到菜心和生菜。华人餐馆都随当地的饮食习惯来做菜，“蔬菜都是些花椰、胡萝卜。胡萝卜我们是拿来煲汤的，就是吃也是用筷子，可他们是打成泥，做成泥球，吃的时候要么用手抓，要么用勺子。”这让两人连呼不习惯。

当时华人在当地的社会地位不高也是她们选择离开的原因，三婶说，当时华人就是赚到了钱，也难以获得房屋购买权，所以当地华人都是揾到钱就离开。

说到钱，她们说当时在约翰内斯堡要攒下钱并不是难事，当地生意好做，也没什么花钱的地方，“赚一块能花剩九毛钱。”这似乎是她们对当地唯一的好印象了。钱换成金币埋房子的门槛下藏好，待离开时，就一个个串起来绑在身上带走，“我二叔婆当时就是这么回家的。”三婶说，当时离境检查不严，也没有什么技术手段。

比利时的第一个过埠新娘

对于过埠新娘，旅比华侨联合会名誉主席梁兆涛并不陌生。定居比利时的他，专门为南都记者寄回了当地的华侨情况介绍，上面特意提到了一位顺德人梁早彦，说他是第一个抵达比利时的顺德人，他后来也迎娶了比利时的第一个过埠新娘。

据梁兆涛介绍，梁早彦1910年3月生于顺德，十多岁时便开始船员生活，离乡时是上世纪20年代末，他受雇于比利时船运公司。1944年，正值全球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水深火热中，德军在北海把梁早彦所在的货轮炸毁，被救起的船员全部由德军遣返比利时。考虑那时的中国内地战乱饥荒，回国也难谋生计，梁早彦在当地安顿了下来，与友人在属码头区的安特卫普开办了一家小型私房菜馆。安特卫普是早期移民聚居地，梁的这家小菜馆专供华裔船员膳食。

梁早彦的干劲和乐观，让他在1952年脱离了码头区，选址安市市中心开办了“中西酒家”，这是当地最早的一批中餐馆。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当地华人数量剧增令当地中餐馆大量涌现，可中式杂物店却没有一家。梁兆涛说，眼见在比利时的中餐馆老板需长途跋涉跑去荷兰买中华杂货，梁早彦心里很不是滋味，于1964年在“中西酒家”楼上开办起了杂货店，取名“华比进出口行”，一直到1984年才前往安市唐人街临街现址。初期，因为中国内地尚未开放市场，这家杂货店须经香港的代理商从中国粮油食品公司订货，而荔枝酒、地球牌竹笋则由台湾入货。

梁早彦40多岁时才成婚，妻子伍新球是台山人，在梁的兄长梁街穿针引线下，两人成婚，伍新球成为了比利时的第一个过埠新娘。

伍新球比梁早彦小六岁，1916年生于广东台山，18岁时为生计往香港当女佣，22岁时远赴英国，嫁给了比她年长十多岁的洗衣店老板何茂，一年后生下女儿，生活本也幸福。可8年后何茂因劳成疾过世，留下她拉扯着女儿，只身经营洗衣店度日。

梁早彦的兄长梁街与她是邻居，力劝她改嫁。经过梁街穿针引线，伍新球在1951年再披嫁衣，成为了比利时的第一个过埠新娘。

[名词解释]

过埠新娘

在梁兆涛邮寄到国内的信函中，特意解释“过埠新娘”一词。据称，过埠新娘大概始于清朝末年，又被称为“邮寄新娘”。当时，许多在海外谋生的中国人，碍于根深蒂固的“男大当婚”传统思想，虽远在重洋，仍然设法在故乡寻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子成婚。

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婚姻形式非常流行。那时在海外谋生的华侨男多女少，已届适婚年龄的青年男子，若要娶个相同种族的女子在国外做伴，只好回国物色。然而，当年的交通极为不便，辗转回国需要较长的时间和昂贵的费用，所以过埠新娘需长途跋涉会夫，独自应付孤单漫长的旅程，甚至部分与家人乡亲一别便没法再见。

高温津贴数年未涨 尴尬了谁直隶巴人的原贴：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