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南方科技大学2017年春季校园开放日举行，来自广东、上海、辽宁、山东、内蒙古等全国各省市的学生、家长和各界人士共2000余人来校参观。南科大公布，今年将继续实行“6+3+1”招生模式。据了解，南科大首届毕业生中超过75%被牛津、耶鲁、加州理工等名校录取为博士研究生。目前两届毕业生中有超过60%进入世界著名高校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选择就业的毕业生分别被华为、中兴、华大基因、普华永道等世界知名的高科技公司及金融机构录用。
南科大从创办之初，就备受各界瞩目。人们对南科大的关注并不简单地是对一所大学的关注，背后折射出来的更多的是对当前高等教育的不满，从而期待南科大就像当初的深圳特区一样，“杀出一条血路”，不仅自身取得成功，还能够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但问题在于，一百个人心中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不同的人，理想中的大学有所不同是肯定的。当所有的人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期待南科大的办学理念、办学模式时，实际上就是给南科大提出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也是近年来不时能听到对南科大批评声音的缘故。
因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南科大办学的“初心”，根据办学的初衷来评判南科大，比较公平，也容易得出有益的结论。人们对南科大的关注最早其实是因为当时的校长朱清时对高等教育行政化的批评，这一批评激起了关于高等教育“去行政化”的呼声，也期待南科大办学能够建立起现代大学治理制度，为其他高校的改革提供示范。如果这是南科大的“初心”之一的话，应该说目前的现实不是很理想。南科大在人事、财务制度上有所创新，但核心制度，与其他高校并无本质的区别，而这恰恰是高校是否能够“去行政化”的关键。南科大自己的对外宣传中，也很少提及当初朱清时校长反复申说的“去行政化”。这让人怀疑，彼时的“去行政化”，只是南科大向教育部为本校争取权利的策略。
当然，时过境迁，今天我们或许可以借此更为冷静和理性地反思一下高校的“去行政化”。在高校办学条件日益改善的今天，学术共同体掌握和支配的资源日益充盈，却反而暴露出学术共同体也并非一块净土，学术共同体的自我治理同样也会出现各种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一直被归咎于高校的行政化，但事实证明并不完全是。或许在当前这样一个环境下，争论“行政主导”或“教授治校”有点超前，尽管后者更具有“政治正确性”。高校的改革，同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样，当前首要的任务还是要建立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以及提升大环境和小环境的诚信程度。否则把话事权从这个群体转移到另外一个群体手中，对解决根本问题无济于事。南科大在这方面，似乎没有什么思考，更谈不上有什么探索。与当时高调的“去行政化”形成鲜明的对比，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与去行政化相比，南科大确凿无疑的初心是回应“钱学森之问”，提高大学的创新能力，特别是培养大学生成为创新型人才。从前两届毕业生的去向来看，南科大在这方面的探索还是初显成效。
但是否能够说成功，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因为在国外名校读博士，只是一个起点。国内诸多名校，在这方面同样成绩可观。南科大的办学模式是否有优势，还需要长时段的检验。衡量大学办学成绩，其实可以从国家（社会）与个人（家庭）两个层面进行，目前从个人（家庭）层面来看，南科大势头良好，学生及其家庭，大约是满意的，符合一般的“成功”的标准。但“钱学森之问”，显然更多的是着眼于国家（社会）层面，在这方面，南科大以及中国所有的大学，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作者是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原标题：评价南科大要回望“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