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政策发布后仅5分钟，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医师宋玉琳就接到了好几位朋友的咨询电话。“都是40多岁，跟我同龄的一帮人，没过多久，就成群结队地到医院检查来了。”

回忆起政策发布之初的“生育咨询热”，宋玉琳至今都觉得惊讶。但现实情况仍然大大超出了她的想象，她看到，40岁左右的高龄产妇对生育二孩的热忱，似乎比年轻人还高，这些人随后也成为二孩生育大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然而，危险信号已经出现——孕产妇高危病例数、死亡数量，以及胎儿早产风险正在不同程度地上升。

冒险生育的高龄产妇绝非少数

头胎是剖腹产，这次生二孩，李蓓(化名)在产科医生建议下，又选择了剖腹产。她已经39岁了。

“孕吐和水肿都很严重，全身乏力的感觉也明显比头胎严重。”怀孕前，李蓓了解过高龄产妇的各种风险，但这些都没能改变她和老公共同的决定。好在，母女平安。

而37岁的刘红英(化名)则远没有这样幸运。

2016年11月初，孕36周的她感觉腹痛难耐。更大的妊娠风险是，她子宫左前方有个直径超过5厘米的大实性包块。这个情况在孕早期就被检查出了，可是，在终止妊娠还是冒险分娩之间，她还是选择了后者。

这个像小西瓜一般大的肌瘤严重影响了刘红英的子宫收缩，手术过程中出现了大出血。经过专家团队数个小时的抢救，刘红英和宝宝才脱离了危险。

宋玉琳不久前接诊过一个更夸张的高龄二孩产妇。2015年，这名产妇进行心脏病手术，在心脏内植入了一块金属瓣膜，也由此成为高危不适宜妊娠对象。“我告诉她，风险太高了，别说孩子，弄不好连命都没了，可仍然无济于事。”最终，这名产妇转到了另一家三级综合医院进行分娩。

高龄产妇集中生育，同时传递出了不太乐观的信号：危重症产妇数量出现了明显上升，其中二孩产妇占近半数比例。

抢救刘红英的那天，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产二科主任游一平一共遇到了5例大出血产妇。她说，往年，虽然危重症产妇在产科并不少见，但没有如此集中，情况也没这么严重。就目前来看，该院接收的高危孕产妇更多是二孩妈妈，“尤其是第一胎选择剖腹产的疤痕子宫产妇，风险更大”。

记者采访多家医院发现，这些冒险生育的高龄产妇绝非少数。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2015年8月、9月、10月收治的危重症产妇分别为19例、28例、24例。到了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落地，这3个月的数字为40例、42例、45例。这些产妇，也以二孩产妇为主。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的二孩妈妈中，35岁及以上的高龄产妇占比达30%左右。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产科承担着湖南省及周边地区大量危急重症孕产妇的救治任务。该院提供的数据显示：该院2016年8月～11月(截至11月22日)共收治高危孕产妇1839例，而2015年8月～11月(包括整个11月)共收治高危孕产妇1586例；上升了15.95%。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即使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甚至更严重的基础疾病，也仍然在坚持怀孕。

2017年的长沙市两会中，二孩成了热议的话题，包括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一年来，高龄孕妇多、医院床位不足、出生婴儿缺陷多等随之涌现的新问题。

据统计，长沙市现有一个存活子女的育龄妇女共60余万人，其中35岁以上的妇女占50%。

民建长沙市委员会在此次两会上提交的一份集体提案中指出：高龄孕产妇容易出现流产、早产、难产现象。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的李建军、李文霞与其他委员联名提交的一份提案也提到：2016年长沙高危孕妇比例明显增加，前三季度新增高危孕妇37960人，其中重点高危孕妇8632人，同比增加43.33%。

在集体提交的提案中，民建长沙市委员会建议，加强备孕指导，在各县级以上医疗保健机构设立“二孩门诊”或“高龄孕产妇咨询门诊”，建议对35岁以上的夫妇，有生二孩意愿的要实施强制性孕前优生检查。计生服务站应免费对高龄孕产妇进行孕前、孕中、产前全方位检查，减少出生缺陷婴儿。耳聋、地中海贫血等疾病的基因检测覆盖到100%需要检测的孕妇和新生儿。

辅助生殖技术成高龄产妇“救命稻草”

“最多的一天，生了98个，医护人员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游一平说，2015年，最多的日分娩量仅为50多个。2016年度该院共迎来17624名新生宝宝，比上年度的13076个新生宝宝，增长34.78%。

从数据分析来看，2016年上半年，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出生的新生儿每月约1300个。自8月开始，每月的分娩量增加到1600个以上，其中10月、11月更是超过1700个。2016年度，该院共迎来二孩宝宝7044人，占全年分娩量的40.0%，而这一数据在2015年度是31.2%。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2016年度分娩人数为14588人次，同比增长22.79%。在分娩人数中，二孩所占的比例约50%，比2015年度增加1倍。

除了妇幼保健专科医院，长沙大部分三甲综合医院产科也不轻松。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产科的数据显示，2016年下半年，该院门诊人次、分娩人数同比分别增长25%和30%，加床率高达64.24%。2016年度在该院出生的二孩约占74.8%，这一数据在2015年度仅为34.5%。长沙市中心医院2016年度迎来3442个宝宝，比上年增加30.08%。

即使是往年产科工作量并不完全饱和的医院，门诊人次和分娩量也在急剧上升。以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为例，该院2016年度门诊人次、分娩人数与上年度相比均翻了两番。

对于很多由于高龄、自然受孕不成功，又不愿放弃“二孩梦”的人来说，选择就只剩下一个选择——做试管婴儿。

2016年11月、12月，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两次来到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以下简称中信湘雅)，排起的长队几乎将门诊大厅堵得水泄不通。近年来，中信湘雅的“生意”一直很好，但今年尤甚。

2015年，该院试管婴儿治疗周期(一个周期就是从促排卵开始到取卵、移植的整个过程)为35348例，2016年则达到40821例。2016年，该院进入移植周期的二孩妈妈增加40%以上。2016年，该院35岁及以上二胎助孕总周期数占同期同年龄段总助孕周期超过50%。

三组数据表明：进行试管婴儿辅助医疗人群中，二孩妈妈人数越来越多，且在这一人群中，二孩妈妈所占的比例也在快速上升。而“试管二孩”妈妈中尤以70后高龄妈妈为主力军，35岁以上妇女一半都是来生二孩的。

记者获悉，采用辅助生殖技术生育二孩，需要付出的时间、经济成本也远高于自然受孕。来自江西宜春的吴香(化名)到中信湘雅助孕。这是她的第二个孩子，两年前，吴香想再生个儿子，但无法再次自然怀孕。2016年6月，她进行了第一次移植，但没怀上。9月，吴香开始了第二次移植，这一次，她幸运地怀上了。只是前后两次，花费不小。第一次移植，她花了3万多元，第二次好一点，是1万多元，但整个助孕过程中，吴香需要不定期地回医院复查，起码去了医院10多次。

多位产科主任医师强调，更需重视的是，不论是高龄、高危妊娠，还是试管婴儿，都难以对胎儿质量给予充分保证。宋玉琳告诉记者，由于辅助生殖往往导致多胎妊娠，加之助孕过程中需要持续用药，试管婴儿的早产率及患相关疾病的风险都比普通胎儿要高。

国家卫生计生委妇幼司副司长宋莉也曾坦言，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将持续增加，高龄孕产妇比例也明显增多，未来将会有更多早产儿出生。

二孩面临的困局

全面二孩政策开放后，孕妇数量激增，但从医院到幼儿园，很多基础配套，似乎远远无法跟上二孩“扩张”的脚步。

1月9日的长沙市两会上，李建军、李文霞等委员的提案列出数据：2016年长沙累计新增孕妇同比大涨，各个医院当前接诊、住院人数远超过当初设计标准。晚上急诊病人持续增加、病室长时间一床难求。“门诊医生忙得没时间上厕所，手术医生累瘫吸氧”的现象比比皆是。多名委员建议扩建和新建妇幼医院，根据人口分布状况合理分配医疗资源。

长沙市人大代表龙凤舞还提出了引进民间资本投入产科建设的建议。他认为，在政府现阶段对产科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要想缓解目前普遍存在的“分娩难”问题，可以采取“公民合办”等形式，以民间资本投入为主体、公立医院提供品牌和技术支持做保障。

在今年的长沙两会上，还有提案建议进一步提高产科质量，提高重症救治能力，“将产科、儿科急救中心建设纳入政府绩效考核项目”，进一步推进县级产科儿科急救体系建设。同时，对危重孕产妇转诊情况进行追踪落实，畅通危重孕产妇及新生儿救治绿色通道。

更多的代表委员关注到了二孩出生后的抚养保障问题。一位80后长沙市人大代表告诉记者，养育二孩意味着一个家庭要增加一定的经济负担。生育津贴对于新妈妈来说，是一笔重要的收入。而按照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规定，申请生育津贴必须提供独生子女证，也就是说二孩母亲无法领取生育津贴。

张菊容代表就此指出，建议尽快修改完善生育津贴(一次性生育补助金)申请制度，让生育二孩的母亲可以享受相关政策。“尤其是一些适龄的已育母亲，再生二孩的话，很有可能会给工作和就业带来更多困难。而对一些失业和低收入家庭而言，第二个孩子的养育和开销费用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多位委员还指出，二孩大量涌现，扩大在建小区配套幼儿园承载规模已成为无法忽视的问题。

民盟长沙市委员会集体提交的提案中算了一笔账：以2015年年底长沙市在园幼儿人数约25.55万为基准，参照近5年年均增长率，并考虑从2019年开始全面二孩政策后出生的小孩将进入幼儿园(预估2019年～2021年年均增长率为10%)，2021年入园人数可能达到峰值43.43万。由此，在2015年年底1512所幼儿园基础上，按园均6个班级、班均27人计算，截至2021年年底，保守估计约需2681所幼儿园。换言之，需要增加1100多所幼儿园才能应对。

民盟长沙市委员会建议出台相关法规，为学前教育资源配置提供法律保障；调整建设配比规划，扩大在建小区配套园承载规模。“政府应对已有配套园进行升级改造，扩大容量，人口密度大的小区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可利用闲置民居加以改造，增加容量，或调配邻近小区学前教育资源缓解入园困难。同时，加大对在建小区配套园建设标准的督查，确保新建配套园有足够容量应对未来的幼儿入园高峰。” 济宁国内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