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大庆

12月23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参加了中国科学报社举办的“2016绿色中国发展论坛”并发表演讲。原本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能源的低碳转型战略。但12月中旬华北地区持续几天的严重霾天气成了人们最关注的话题，这使杜祥琬也“不得不”从霾谈起：“霾的成分现在搞清楚了，那我的演讲就从霾的‘供给侧’根源说起。”

杜祥琬是从事能源研究的，现任国家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他说，这些年来我们投资高耗能产业驱动经济增长，走的是传统工业化路线，产能过剩、低环境标准的建设产生了压缩型、复合型的环境污染。

除了资本要素，粗放的城市化增长速度快于环境保护速度也是重要因素。杜祥琬说，我们的汽车数量增长很快，而且很多人攀比大排量的车，油品的质量又比较低。“GDp很硬，环保很软，污染超过了环境的容量，成了一种非线性爆发的趋势。”

此外还有资源、能源的低效高碳投入。杜祥琬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在京津冀地区，单位平方公里每年消耗的煤炭是全球平均值的30倍。中国煤炭的消耗，有一半是用来发电的，剩下一半是直接燃烧的。我们每年的散烧煤有7—8亿吨，而一吨散烧煤燃烧产生的污染比发电煤产生的污染要多5到10倍。“中国现在是资源的价格低，污染的成本低，能源结构高碳很明显。这一结构亟待优化，必须强化能源革命。”

杜祥琬通过对各国人均能耗的比较后分析说，发达国家在发展初期，随着人均GDp的提高，人均能耗都在爬升。但是到了人均GDp 2万美元时，基本都是人均能耗不再增长，而经济继续发展。可以看到，从人均GDp 2万美元发展到4万美元，美、加的人均能耗竟是日、欧的两倍。这对我们是有启示意义的：发达国家有两类，高碳型和相对低碳型，低碳发展也可以通向现代化。

“我们现在的单位GDp能耗已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7倍了，比美、日要高得多。”杜祥琬认为，我们要费很大的劲才可能把人均高能耗的曲线“扭”下来。我们想要比欧、日的能耗低已经很难了，我们能不比他们高就很不错了。

面对这种形势，我国能源低碳转型的路该怎么走？

杜祥琬提出，我们要走节能、提效之路，改变粗放、高耗能的发展方式，包括对能源总量和能源强度的双控制，做好去产能、去库存工作，防止产生新的产能过剩；要逐步减煤，特别做好散烧煤的替代，这是对我国高碳基础能源必须动的一个“大手术”；要大力度、高质量地发展非化石能源，增加一次能源中的非化石比重，增加电力中的非化石比重；要稳油增气，加强勘探，发展新能源汽车，提高燃油标准。 济宁国内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