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燕玲)平均年龄44.2岁、大专及本科以上学历、12至15年党龄、岗位变动不大的公职人员容易产生违纪违法行为，且首次涉及违纪行为到最终被查处时间为6至8年。

记者从4日晚结束的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党风廉政建设与大数据技术运用研讨会上获悉上述信息。该信息是2011年12月至2016年6月期间，黔南州纪委运用大数据分析黔南州违纪违法案件中得出的结论。

2015年，黔南州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并与上海同济大学管理科学研究所合作，将现代化理念与互联网、大数据等最新信息技术融合，落实“两个责任”为核心，研发了《两个责任落实与干部正风监督网络平台》，构建责任明晰、追责问责的完整链条。

同济大学相关人员表示，2011年12月至2016年6月期间，通过大数据分析黔南州违纪违法案件的年龄密度分布、党龄密度分布、基层工作经验分布、职级密度分布、词频热度、涉案类型分布等。

“让我比较诧异的是，违纪违法的公职人员平均年龄在44岁左右。”在同济大学管理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徐向宏看来，该阶段人群人生观、价值观都已成熟且工作稳定，“可能正是出于这样的环境从而放松对自身的要求。”

记者浏览黔南州纪委监察局网站发现，2016年10月黔南州被查处的罗甸县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徐治超，瓮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朱洋奎，三都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韦其洪，其平均年龄都在44岁左右。

在研讨会现场，另一个通过大数据分析得出的结果也让在场与会人员感到困惑：有基层工作经历的人比没有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出现违纪违法行为的概率要低。

参会的黔东南州纪委第五纪检监察室副主任黄艳接受记者采访表示，有过基层经历的公职人员贴近民众，责任意识较强，能体恤老百姓的辛苦。

通过大数据分析还得出，村干部为违纪违法高发人群。记者了解到，黔南州纪委10月26日通报的9起民生领域典型案例中，有6起为村干部违纪违法行为，有索贿、挪用公款、截留群众退耕还林补助款等问题。

“村干部文化水平有限，待遇不高，监督不到位甚至缺位。”上海市廉政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赵增辉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防治“小官大贪”要确保“小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从制度、管理、源头上下工夫。

“运用大数据，可以从中分析出违法违纪案件的各个层面，并对阵下药给干部套‘紧箍咒’。”黔南州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吴应忠说，黔南州还将开发手机“随手拍”App软件，让民众广泛参与监督，让违纪违法问题无处遁形。(完) 济宁国内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