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人物从左至右依次为：骆国清、丁卫东、王秀春)

“我从小苦日子过怕了，内心对富裕生活有向往，虚荣心强，好面子，这是所犯错误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这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在接受采访时对自己作出的内心剖析。这位“苦日子过怕了”的前高官，经法庭认定的受贿金额达到3558万元，于2014年12月10日被判处无期徒刑。

刘铁男剖析的贪腐“思想根源”，所谓的“苦日子过怕了”不过是他“好面子”、虚荣心膨胀的另一种表现。事实上，不仅是刘铁男，爱慕虚荣是不少落马官员走上犯罪道路的诱因。

难舍“衣锦还乡”情结 他在讲排场比阔气的路上越走越远

从军队转业时选择回老家，只因可以光宗耀祖；任职期间喜欢给企业家“捧场”，只为得到企业老板的恭维、赞扬……2015年1月9日，福建南安市委原书记骆国清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其在悔过书中剖析自己步入贪腐深渊的原因，“虚荣心强、爱面子思想严重”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1973年，21岁的骆国清刚一入伍，就立了三等功，并光荣地入了党。从军24载，他从最普通的战士成长为副师职领导干部。据骆国清回忆，当时他转业后可以选择去北京，也可以选择去部队所在地，但他却依然决定回泉州老家。“闽南人常说，回家可以光宗耀祖、出人头地，任一官半职能为家人和朋友办一些事。”这成为骆国清心头挥之不去的情结。

如愿回到家乡的骆国清受到组织上的重用，历经多岗位多职务锻炼。2005年，他被任命为泉州南安市委书记，成了主政一个县级市的“一把手”。当时骆国清怀着干事创业的激情，提出招商引资创业工程，在较短时间内使南安市财政总收入排名全省第二。这本得益于全体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可骆国清却认为，取得这样的成绩全靠他这个“一把手”，因此，“走到哪里都到处显耀自己的能量和作用”。

骆国清躺在功劳簿上，逐渐滋生出享乐和拜金思想。工作上冲劲不足、干劲减退，但接待应酬的时间却多了起来。当时很多企业家在南安投资创业，骆国清常被邀请参加南安或泉州同乡会等活动，经常到外地参观考察。住的是星级酒店、吃的是山珍海味、享的是高标准接待，听的是酒桌上恭维人的甜言蜜语，这让骆国清“顿时觉得飘飘然忘乎所以，身价好像高很多，本来虚荣心就比较重，(听到恭维话后)感到很中听、很舒服。”

听惯了奉承话，享惯了“清福”，骆国清思想觉悟渐渐退化，讲排场、摆阔气成了他的一大追求。他在南安的公务接待和私人宴请繁多，接待标准一年高过一年。回家过年他都要讲排场——孩子们的拜年红包别人如果给500元，他就要给1000元。平时参加企业的公益慈善事业、各种救灾活动，骆国清认为这是给企业家个人捧场、给他们面子，要让企业老板感谢他、赞扬他。后来接受调查的骆国清回想起这些过往，不由在悔过书中写道：“这是多么幼稚、多么可笑。”

“我反思第一次收钱时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内心)斗争十分激烈，那时确实非常害怕。”当时，一名企业老板来到骆国清家，聊了半个多小时后，从公文包中拿出一包钱塞给骆国清。双方在客厅里推来推去，折腾了五六分钟。

“我知道你是军人出身，爽快耿直，但你不要做不食人间烟火的正人君子，这样将来你在这里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好吧，这算是向你借的，下不为例。”

据骆国清回忆，当晚他彻夜难眠，一边是烫手的钱，像随时可以爆炸的定时炸弹，另一边是企业老板的所谓“感慨之言”。“结果我听了老板的谗言，有了第一次必然就会有第二次，接二连三收了别人的钱，走向了犯罪的不归路。”

南安本为侨乡，一些企业老板在香港、澳门等地谋事创业，每逢年节才回乡省亲。骆国清就任南安市委书记后，也经常带队去港澳等地。一到目的地，骆国清除了正常的走访、会议之外，哪儿都不去，就待在下榻的酒店中“开门迎客”。骆国清回忆说，当时人来了一批又一批，酒店房间内堆满来访者送的礼物和“茶水费”。客人走后，骆国清都不记得哪个礼物是哪位送的了。好在送礼的人也有“心机”，往往会在礼品袋内放上个人名片，以便领导“审阅”。

为了体现“关心”，过年期间，成了骆国清一年中最忙的时候。每年初一到十五这些天，骆国清马不停蹄，走访于各乡镇回乡省亲者家中，换来的又是各位送上的一捆捆钞票。

“以前烟酒茶等礼品都不要，而这时对企业家馈赠的礼品、手表、金首饰等贵重物品都收，最后发展到对企业老板送来的几万元、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钱也收，丧失了原则，丧失了方向，丧失了人格，触犯了党纪国法。”骆国清在悔过书中说道。他在用地审批、项目开发、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牟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拿人手短”，一次骆国清接到关于一个违规开发项目的通报，却并没有派人去调查处理，采取措施挽回损失，原因就是，他收了老板的钱。

向组织交代完一切，骆国清一身轻松。“组织上对我的查处，是正确的，应该的。要不然在我的晚年生活中，直到我生命终结前，我将是恐慌的，不得安宁的，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

曾经的寒门励志“榜样”终变任性用权的“迷途羔羊”

他不满6岁就随父母逃荒，19岁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31岁任乡长，35岁任副县长，42岁任区长，49岁沦为阶下囚。面对过山车般的人生经历，2015年10月13日，站在被告席上的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原区长丁卫东痛哭流涕地说：“我不敢面对由一名区长瞬间成为阶下囚的事实，我失去了自由，毁掉了自己的前程，好像是一场梦，至今未醒。”

丁卫东出生在东营市东营区，祖祖辈辈是农民，小时候家境贫寒。用丁卫东自己的话说，他5岁就“上坡里拾草拉大耙”。6岁那年，丁卫东跟父母逃过荒、要过饭，穿过百家衣，尝过百家饭。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10岁时，丁卫东靠捡拾破烂卖的钱买书本上了学。童年的艰辛岁月塑造了他吃苦受累、好学好胜的性格。从小学一直到研究生，丁卫东一直是班干部，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获得的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等奖状贴满了家中的土墙。他是父母心中懂事的好孩子、老师眼中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同学们学习的好榜样。他是全村第一个大学生，是全村人的骄傲。

1990年7月从山东农业大学毕业后，丁卫东被分配到广饶县林业局，很快被调到县农委，从此走上了仕途。在之后的25年时间里，丁卫东经历了8个单位，“三年一进步，两年一提升”，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他31岁当上了乡长，33岁成为乡镇党委书记，35岁被提升为广饶县副县长。他还获得过国家、省、市多种荣誉称号，曾是东营市委委员，区、市、省三级人大代表。

丁卫东“鲤鱼跃龙门”般的成长经历，一度成为当地无数贫寒青少年的“榜样”。然而，随着不断升迁，丁卫东手里的“权力包”越来越有分量，在一次次权钱交易、利益输送中，他走上任性用权的迷途，且渐行渐远。

私心无非名与利。在剖析自己的犯罪根源时，丁卫东认为，是欲望使他迷失了方向。从东营开发区副主任提拔为东营区区长后，丁卫东感到自己的仕途“进入了快车道”。为了快出成绩，站稳脚跟，丁卫东颇费心劲地通过招商引资把相关企业引到东营区上项目。之后，他便利用职务之便，给他们谋利益，自己也从中得到升迁的“筹码”和经济上的“回报”。

“刚干区长一年多时间，就觉得自己能力强，基层经验丰富，知识层次高，就想干书记，傍大官，找关系，打招呼，这成为自己收受贿赂的导火索。”丁卫东这样自我剖析。

到东营经济开发区工作后，丁卫东“觉得自己应该多享受点。在高档小区买大房子住，企业给优惠是应该的。家具要上档次，这样才有品位”。他觉得企业老板有钱，而且交际面广，他们的口碑还可以为自己的进步助力，跟他们靠得近一些不吃亏。因此，他和企业老板交往颇多，吃吃喝喝，不分你我，经济上也有不正当交往。

丁卫东以“优惠价”从房地产开发商那里买房后，开发商老板刘向阳又花了21万余元为他装修，并安装了价值4万多元的中央空调。房子装修完工，丁卫东准备购买家具。一次闲聊时，刘向阳对丁卫东说：“我们公司一直从定点的红木家具卖场购买家具，那里的红木家具质量很好而且价格便宜，你要不要去买一套？”丁卫东当即答应。一段时间后，丁卫东约刘向阳一起去看红木家具，他看中了一套28万元的红木家具但觉得太贵了。“我准备了20万元，你先用着。”刘向阳心领神会地说。之后，丁卫东安排人找刘向阳拿了20万元钱。

车子要开好的。他觉得妻子开普通轿车层次低，当别人的奥迪车给他妻子使用时，他觉得很正常。过年、过节有朋友来看望、走访，是他们不忘本，自己脸上有面子。企业借年底走访给自己送钱，是企业对自己的关心；别人用钱，自己能借到钱是自己有本事、有面子。在这些异化的逻辑里，丁卫东的贪心不断膨胀。

就这样，在与企业老板的推杯换盏、利益交换中，丁卫东飘飘然了，他把公家的“责任田”种成了“自留地”。殊不知，他盯着的是老板们的资产，老板们惦记的却是他手里的实权。这个买卖从一开始就注定只赔不赚。

曾经的反贪局长同样栽在“贪”字下

安全着陆”原意为飞机平安降落机场，如今却被用来比喻官员善始善终，顺利退休。一些隐藏很深的腐败分子将“安全着陆”作为自己政治生涯的最后追求。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只要是腐败分子，就算退休也会被揪出来。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检察院原检察长王秀春就是在退休2年之后，被群众举报，落入法网。

王秀春，汉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扎鲁特旗人，1950年12月出生，1968年参加工作。曾任通辽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通辽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兴安盟检察分院检察长，2011年7月退休。

王秀春出生在通辽市扎鲁特旗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一名粮站榨油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共生有包括王秀春在内的兄弟姐妹4人，生活之艰辛可见一斑。他初中尚未毕业，就响应党的号召，下乡当知青。1970年成为通辽扎鲁特旗肉联厂工人，1976年调任通辽扎鲁特旗商业局秘书，实现由工人到干部的转变。1979年调入通辽市扎鲁特旗检察院工作，那时的王秀春意气风发，工作踏实肯干，在当地检察系统崭露头角。不久，又从扎鲁特旗检察院调至通辽市检察院工作，历任科长、反贪局局长、副检察长等职。

王秀春在通辽市检察院办案也是久负盛名，有人称其点子多、经验足、处理案子利索，因此他多次被评为先进政法干警、优秀公务员，多次荣立三等功。199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荣记王秀春一等功；2006年提升他为二级高级检察官。

2001年底，王秀春被组织委以重任，提任兴安盟检察分院检察长。初到兴安盟，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但是上任仅半年，他就变了！

随着接触面越来越广，加上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主动“攀附”，王秀春内心贪欲的种子逐渐发芽，发展到最后，不管别人所求之事能办不能办、该办不该办，只要有人送钱，他就来者不拒，浑然忘记自己是一名党员领导干部，把入党时的誓言抛到了脑后。

王秀春办了一辈子职务犯罪案件，却同样在“贪”字的作用下变得利欲熏心，将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力变成个人敛财的工具，滥用职权，贪赃枉法。他在忏悔书中写道：当一个人眼睛是黑的时候，心是红的；当一个人眼睛是红的时候，心往往是黑的。当一个人被贪欲所淹没的时候，肯定会丧失理智。

精神上没有了追求，思想上就会杂草丛生。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以及金钱至上的腐朽观念冲击着王秀春脆弱的心理防线。对一些商人老板的奢华生活，他羡慕有加；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他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抱着“死丈母娘哭妈——随大流”的态度，主动迎合。特别是看到一些商人、老板因自己的一句话就轻而易举地大把挣钱，心理更加不平衡，对金钱的贪婪越发疯狂无度，执迷不悟。

古人讲，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而王秀春，一方面疯狂攫取钱财，一方面贪图享乐、玩物丧志、自甘堕落。他到兴安盟工作后，工作上无所用心，而享乐思想却与日俱增。

王秀春初到兴安盟，单位给他配了一辆三菱V6越野车，虽然车辆破旧，但他并不在意，心里想有个车用就行，这辆三菱王秀春坐了近3年。然而，随着他在兴安盟地位的巩固，影响力的提升，再加之攀比心理，他已不再满足坐破旧的三菱越野了，开始想着换好车。

2003年夏天，他协调了100多万元给自己购买了一辆丰田4500越野车，同过去的三菱相比，已然是鸟枪换炮了。但是，看到别人坐的高级轿车，其心里再次掀起波澜，2007年，王秀春通过关系四处协调资金，又为自己购置了一辆奥迪1.8T的轿车。半年后，在下属的怂恿下，又打电话给兴安盟鑫安建筑公司的总经理王某某，向其借款60万元，从长春市为自己购置了一辆美国吉普“指挥官”，由于“指挥官”车型十分酷炫，坐了没几天就听到社会上的议论，只好将此车顶抵给鑫安公司。之后又陆续购置丰田4700越野车、奥迪Q7越野车。王秀春在兴安盟任检察长10年间，更换用车5辆，平均每两年换一辆，从丰田4500到奥迪，再到美国吉普……越换越高档。

兴安盟阿尔山市有温泉美景，王秀春成为了那里的常客，几乎每周至少去一趟。有人戏称：“如果办公室找不到王秀春，就一定在阿尔山或在去阿尔山的路上。”

住的方面，王秀春更是追求奢靡。2004年，王秀春借单位建住宅楼的机会，给自己另外建了400平方米的别墅。但他仍然不满足，2007年，借乌兰浩特市搞“光亮工程”补偿给检察院一块土地的机会，又给自己新建占地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200余平方米的豪宅。在豪宅快建成时，因有人反映，王秀春怕出事，匆忙转让给了承建的包工头。

小结：

俗话说：“朽株难免蠹，空穴易来风。”在生活上爱慕虚荣，就无法安于平淡，更难抵挡“糖衣炮弹”的腐蚀。有的落马官员看到别人能力不如自己，赚的钱却比自己多，就觉得脸上无光；有的看到某些大老板入则星级酒店，出则豪车接送，出手阔绰，便心生羡慕。这种虚荣心理的存在，让有所图谋的“围猎者”有了可乘之机。只要诱之以利、惑之以色，爱慕虚荣者便极易被腐化，丧失底线原则。虚荣心膨胀之后，工作上便无法安于默默奉献、踏实干事，反而喜欢搞“面子工程”。

说到底，当官发财两条道。若是没有坚定的理想追求，没有甘于奉献、甘于平淡的觉悟，不能抛却追名逐利的虚荣心态，那么也就无法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干部。党员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当保持党员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本色，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追求，时刻将群众的疾苦放在心头，自觉远离声色犬马、奢靡享乐的不正之风。

揭开表层的伪装，虚荣的内核终究是水中捞月、竹篮打水的虚妄。党员干部应有清醒的认识，在名利上懂得“知足”，保持定力，不为外界诱惑所扰。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千好万好不如把工作干好。”党员干部提升党性修养，能够严于律己，用好权，办实事、办好事，向群众交出满意的成绩单，才是实实在在的荣耀，才是真正的“有面子”。

(本期组稿：李源)

济宁国内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