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乱象横生，民粹泛滥，以往美国总统大选中两党候选人向中间路线靠拢的传统趋势，在这次大选中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非理性的极端主义大比拼。民主党阵营中，伯尼·桑德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主张绝对平均、闭关自守的“泛社会主义”，获取了民主党大票仓的青年人的拥戴，给曾经不可一世的希拉里·克林顿造成巨大的威胁，极大地分裂了民主党阵营。共和党阵营更是一片狼藉，曾被精英们讥讽为政治小丑的唐纳德·特朗普和原教旨主义的泰德·克鲁兹，分别以极右和更右的姿态，获得了共和党草根大众的支持，造成了共和党领导层和基础民众之间前所未有的分裂。

美国朝野对未来发展陷入整体“迷失”

如此乱象，反映出的其实是美国朝野对未来发展的整体迷失，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战略共识的丧失。自南北战争以来，美国的精英决策者们无论左、中、右，在重大战略问题上长期保持共识。美国历史上一系列的重大的对内对外战略决策——门罗主义、反垄断、光荣孤立、新政、全面卷入世界事务、马歇尔计划、对前苏联的围堵和对中国的开放——都是战略共识的结果。这使得美国长期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和自信心。然而，战略共识在今天的美国已消失殆尽。在对外政策上，一方面，苏联垮台后美国的对外政策丧失战略焦点，患上“无敌人综合征”(no-enemy syndrome)，而无所不在的恐怖主义，则使美国难以真正战略聚焦，有力使不上，深陷“反恐战争“泥潭。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以融入——而非挑战——现行国际秩序的方式快速和平崛起，不但导致了中美之间难以逆转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且极大地分化了美国各利益集团的政策取向：由于各利益集团在中国快速发展中获得的利好不对称/等，导致各政治势力在对华政策上莫衷一是。其结果是对华政策长期缺乏一以贯之的战略构想，朝令夕改，前后不一。在美国国内，由于经济长期低迷、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政治正确”滥觞以及堕胎和性取向等伦理问题的泛政治化，使得国内政治中出现了难以逾越的意识形态鸿沟。近年来，美国两党一方面在国会中长期恶斗，决策议程几近瘫痪，几度导致政府关门。这一前所未有的乱象，正是战略共识沦丧的表现。

其二、举国上下的沮丧和愤怒。曾几何时，美国如日中天，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学者甚至认为历史将以美国霸权的永固而终结。但是，经历布什和奥巴马短短两任总统，美国的衰落令人瞠目结舌：政治上，由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以及美国主导的“阿拉伯之春”，导致了前所未有的中东乱局。难民危机愈演愈烈，恐怖主义祸及全球。美国的硬实力也由当初踌躇满志地覆盖两个战场沦落到连应对一个战场——无论是中东还是亚太——都捉襟见肘的状态。经济上，2008年的金融风暴使美国霸权的经济基础——美元的信用——产生了巨大的危机。由于经济长期不见起色，大批中产阶级面临跌入贫穷阶层的边缘。美国朝野怨声载道：“为何我们这么短时间内搞得这么糟？”(Why/how have we done so badly in such a short time?)。民粹泛滥正是这种沮丧和愤怒情绪的必然体现。

其三、前所未有的反体制力量。美国大众对所谓的精英阶层-——毕业于藤校、掌控舆论传媒、长期在法律、金融、学界、政界谋生的群体——表现出了极端的不信任，甚至到达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正是这股强大的反体制力量，将特朗普、桑德斯等人推向了前台，甚至精英出身的克魯茲也以反体制的形式兜售自己的基督原教旨主义立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到处发起颜色革命，如今自身却面临着一场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反体制革命，这种局面不但会对美国今后的发展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而且由于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也必将对整个世界的和平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目前，无论欧洲、亚洲还是拉丁美洲，朝野各界和大众舆论都对美国的总统大选忧心忡忡，“特朗普现象”已成为人们在各种舆论场合谈论的主要负面话题，更有一些精英人士公开表示对特朗普的厌恶。如此种种，反而更加凸显了特朗普等人的反体制形象，从而助长了他们对反体制大众的吸引力。

下一任美国总统面临两条道路选择但是，美国的总统大选不论结果如何，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颠覆美国的地位和形象。美国的霸主地位使得它的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相结合，其高度现代、多元的社会体制和结构，使其形成了一个长期稳定的战略精英团队，正是这个团队——而非美国总统——决定了美国今后对内对外政策的走向。从这个意义上看，不论是希拉里执政，还是特朗普得逞，美国政策制定的决定因素在于领导人组建的团队，而非总统本人在竞选时的承诺和取向。尤其本届大选，美国对外政策乏善可陈和国内四分五裂的局面，使得大选的主要话题都集中在国内政治，而不是对外政策。所以，要准确评估美国今后的对内对外政策，还有待于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提名后竞选者团队的形成。因此，目前就对美国候选人的政策进行推断，为时过早，也不切实际。

美国战略精英及其倚赖的政治势力错曾复杂，但就政策团队而言，大体上是四套人马，哪套人马能够上台对判断美国今后的政策有着重要的提示作用。民主党有两套人马。一套是以前总统比尔·克林顿集团为首的团队，即所谓的南方团队，还有一套是以新英格兰/中西部民主党大本营为首的北方团队。如果希拉里·克林顿能够入主白宫，在建立团队时自然会倾向于招用比尔·克林顿团队的旧部。但是，考虑到希拉里和他丈夫克林顿错综复杂的关系，她也可能会继承支撑奥巴马的北方团队。特朗普的情况要更复杂一些。共和党和三大利益集团——以华尔街为中心的资本集团、以南方诸州为中心的能源产业集团、及以传统工业带为中心的军工企业集团——有着深刻的渊源，作为呼声最高的共和党竞选领跑者，特朗普与这三大集团几乎毫无渊源，却维持领跑地位，可见共和党破裂之烈。而这三个集团又分化成以布什家族为首的偏向保守、偏向利益驱导的团队，以及里根执政以来所形成的以美国西岸为中心的相对更加开放、但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团队。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自杰布·布什退选以来，整个布什家族及其团队的主要人物都停止了对特朗普的攻击，引人思考。

鉴于目前美国复杂的国内政治局面和普遍蔓延的沮丧和愤怒，为化解这种对执政极其不利的负面情绪，下一任美国总统无面临两条出路：一是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一方面扭转美国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另一方面对美国经济结构进行大范围的深度调整，重新恢复强大的实体制造业;二是向外寻找战略关注点，以此来凝聚国内力量，一方面扭转“无敌人综合征”所导致的战略失焦，另一方面也为国内各利益集团找到可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目前看来，国内改革困难重重，各利益集团的关系错综复杂，刚上任的总统很难有这样的经验、能力和本钱去实施如此重大复杂的国内改革。因此，下一任美国总统必然向外寻找关注点，而高速发展的中国必然成为这个关注点的首选。从这个意义上看，下一任美国总统对中国持强硬态度应该是意料之中。

事实上，出奥巴马外，美国自里根以来历届新上任的总统都对中国强硬，而后来都因中美错综复杂的双边关系和不可逆转的互相依赖而趋向理性。然而，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一次美国朝野对中国的沮丧、甚至惊恐的情绪很可能演化为一个新的战略共识。因此，必须对美国对中国的强硬态度进行理性客观的判断：这种强硬的态度是否会转换成长期的围堵政策？还是仅为下一步讨价还价做政策准备？

笔者认为，第二种判断更具有实践意义。围堵政策的基础，是意识形态主导的政策制定、互相独立的经济体系以及黑白分明的军事对抗阵营。而当今世界、包括中美两大国在内的各主要国家，利益因素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往往比意识形态更重要。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就是典型的以利益驱动决策的结果;而全球化早已将世界经济连为一体——经济一体化是大势所趋;势不两立的对抗阵营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难以逆转的互相依赖。因此，美国以其仍然具有的霸权和强势地位，争取在与中国讨价还价中长期保持优势，迫使中国按美国的条件“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这将是美国下一任总统的战略课题，也是中美关系所面临的根本挑战。(黄靖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李氏基金会讲座教授、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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