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6月27日报道 美国《外交》杂志双月刊7/8月号发表阿莫斯·哈雷尔写的一篇文章，正题为《不断演进的以色列军队》，副题为《以色列国防军适应新威胁》，编译如下：

在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2009年3月开始其第二个以色列总理任期后不久，他下令全国军队制定一个对伊朗核设施实施单边军事打击的计划。空军和情报部门立即去开展工作；根据内塔尼亚胡的前任埃胡德·奥尔默特说，准备工作将最终令该国耗费近30亿美元。

当然，以色列从未发动过这样的攻击，现在回想起来，内塔尼亚胡和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埃胡德·巴拉克可能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样的袭击。但这一威胁却引起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足够重视，令他加紧了对伊朗的制裁。

自那时以后，以色列安全机构能够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在其他所有威胁上面。在以色列一直死死盯着伊朗核武器的年头里，这些威胁已经与日俱增。

与此同时，自从2015年10月以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也愈演愈烈。来自约旦河西岸的青少年不断发动袭击。以色列军方对暴力的回应给其行为准则制造了棘手的问题，而且加大了左右翼之间、宗教与世俗犹太人之间的分歧，而这些分歧正在改造以色列国防军乃至这个国家本身。以色列国防军在面对外部威胁的同时，国内问题的重担也落在了它的肩上。

以色列的传统敌人不再像过去那样构成威胁。在过去几十年，国防军唯一遭遇的噩梦是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当时，叙利亚坦克冲进戈兰高地，叙利亚突击队在突袭中攻占了赫尔蒙山。而今，经过五年多的内战，叙利亚已经分崩离析，与以色列爆发常规冲突的风险几乎烟消云散了。

至于仍然由专制老派控制着的阿拉伯国家，它们对与以色列合作变得越来越感兴趣。埃及、约旦、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经放弃了过去那种对巴以冲突的执着，并且基本上承认，他们与以色列共同面对的问题要大于巴以冲突。现在他们的共同问题就是：一方面是伊朗及其代理人，另一方面是“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

考虑到以色列安全受到的其他威胁，前景变得更加黯淡了。目前，真主党和“伊斯兰国”忙于在叙利亚混战，顾不上过多地考虑以色列。但是，这两个团体都宣布打算在未来攻击以色列。一旦叙利亚内战宣告结束，真主党可能需要时间来重新集结，因此将推迟袭击以色列；“伊斯兰国”将可能更快将其威胁付诸行动。

如果真主党果真按其所说的那样对以色列接二连三地发动火箭弹袭击，以色列的平民生活事实上将陷于停顿，政府将受到巨大的舆论压力来制止真主党的袭击。要做到这一点，它可能派遣几万地面部队深入到黎巴嫩，对真主党在那里的基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但是，由于真主党在人口稠密地区建造了基地，以色列国防军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造成许多黎巴嫩平民死亡。因此，以色列政府将发现自己处于困境，一方面国内需要其采取快速行动，另一方面其战术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更糟糕的是，以色列国防军将不大可能实现决定性胜利：即使遭到沉重打击，真主党仍然能够向以色列发射大量火箭弹。

与此同时，巴勒斯坦领土构成了自己的一套问题。至少自2007年哈马斯以武力接管加沙以来，以色列国防军就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密切合作来对抗该组织。

然而在加沙，以色列国防军面临着跟在黎巴嫩一样的困境：阻止敌人发动攻击似乎需要以色列发动造成许多平民死亡的攻势。更糟的是，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可能正在酝酿之中。哈马斯失去了曾经享有的埃及的支持，而且随着加沙的日常生活变得越来越凄惨，民众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高涨，哈马斯感受到了压力，这或许刺激它开始另一轮与以色列的升级行动。

以色列军队不仅要抗衡不断发生变化的外部威胁，还必须苦苦应对国内社会发生的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以色列还在为生存而斗争。大多数以色列男性认为参军作战是国家需要和个人愿望，大多数女性愿意在国防军中充当非战斗支援角色。在大屠杀之后的头几十年里，大多数以色列人认为，为了保护国家，穿军装，在战斗中受伤是值得付出的代价。

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情绪已经有所减弱。许多以色列人开始反对对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占领，并且对这个国家在1982年与黎巴嫩战争中的行动以及在1987年的第一次巴勒斯坦起义中所采取的行动提出质疑。然后在20世纪90年代初，旨在一劳永逸解决巴以冲突的奥斯陆协议达成；与此同时，以色列加深了与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安全、经济和文化关系。许多以色列人相信，他们的国家可能最终打破看上去无休无止的冲突怪圈。但是，他们的美梦破灭了：1995年，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拉宾遇刺；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从2000年持续到2005年。尽管如此，许多以色列人保留了对自己国家军事行动价值的怀疑。

与此同时，军方的人口构成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如今，只有73%的合格以色列犹太男子和58%的合格以色列犹太女子在国防军中服役，这是历史上的最低点。许多犹太男子不服兵役是因为他们是极端正统派和非犹太复国主义者；根据与政府达成的长期协议，他们免服兵役，以便能够继续其宗教研究。同时，犹太妇女只要简单地宣布自己是宗教人士就可以免除兵役了，即使她们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并且不是极端正统派。这类免除令许多世俗派人口感到不满，尤其是子女到了服兵役年龄的父母。

近年来发生的另一重大变化是自由派世俗犹太人越来越不愿意在战斗部队中担任军官。而越来越多右翼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填补了这些空缺，在国防军精英作战部队中占据高位。这一变化引发一些潜在的问题。这是可以想象的，例如，由宗教右翼以色列人组成的部队可能不会服从拆除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命令。高度宗教化的男兵也可能在与女兵互动时产生问题。

以色列人对国防军表现的批评之声也越来越大，特别是在2006年的黎巴嫩冲突以及2014年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以色列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在结束冲突时只打了个平手。许多纳税人现在也很难理解为什么年度预算高达80亿美元的军队难以击败规模小得多、技术上落后得多的对手，如哈马斯和真主党等。如果与真主党爆发另一场战争，公众的期望与军队击败非常规对手的能力之间的差距可能变成一个严重得多的问题，因为大多数以色列人未能认识到真主党的能力有多大，以及近年来该组织的野心变得多么膨胀。

为了应对这些变化，国防军引进了一个五年精简计划。到2017年，国防军预计减少4.5万人——军官减少5000名。空军已宣布报废几十架40年机龄的战机，其中包括一些较老的F-15和F-16战斗机，并且计划从美国购买至少两个中队(大约50架)的新F-35战斗机。国防军高层还承诺在以色列的网络战和情报部队慷慨投入。

不过，国防军高层承认，其技术实力可能还不足以让它战胜非常规敌人。为了填补这一差距，国防军的训练重点重新放在打击游击队风格的对手上面；升级其地面部队结构；修订其作战计划。最后，以色列空军、陆军和情报单位正致力于提升一旦与真主党爆发冲突时的协调和共享情报的能力。

然而，这些改革尽管重要，但是无助于国防军解决其最迫在眉睫的挑战：去年10月，犹太极端人士试图进入圣殿山进行祷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因此暴力事件激增。

到目前为止，以色列避免了集体惩罚，比如说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期间拒绝允许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工作。以色列国防军还坚持维持其与巴民族权力机构的安全部门的合作。在去年10月份之后的几个月里，以色列安全机构挫败了越来越多的袭击事件，基本上是通过监督社交媒体。

但是，这一切未能减少以色列境内的焦虑，巴勒斯坦人的袭击行动激起了以色列平民和官员歇斯底里有时甚至是种族主义的反应。

2015年4月就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的盖迪·埃森科特目前面临两个主要挑战：保卫军队及其道德准则免遭来自左右翼人士的批评，并且为几条不同且不确定的战线上的战争做好准备。到目前为止，他的这项任务完成得很好。但是，他越来越发现自己与许多以色列公民、许多保守派政界人士以及最重要的是与他的一些军人产生分歧，这些人更愿意先向巴勒斯坦袭击者射击，然后再问问题。在以色列国防军应重新装备自身以抗衡新的一套外部威胁之时，它发现自己落入了一个新的、不舒服的角色——以色列民主的最后守门人之一。(编译/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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